《“大村制”改革的背景、争议与逻辑》-毕业论文.docVIP

w “大村制”改革的背景、争议与逻辑 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农民进城务工或者转变成城市居民的人数日益众多，已造成一些村庄呈现“空心化”急增的趋势。在这种大背景下，内地的广大农村地区开始探索村庄合并，实行大村制改革。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时期，在大部制和乡镇改革的政策诉求下，大村制日益成为改革潮流。然而，在农村的村民自治体系尚未完善时，如何理性看待政府主导的大村制改革，才更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 关键词：大村制；空心村；新农村建设；乡村文明 所谓“大村制”，就是指几千人甚至上万人一个村的制度，就现在我国的村庄人口状况来说，大村制就意味着村与村之间的合并。这似乎也和当前国家正在推动的新农村建设有相互吻合之处。也有学者把“大村制”改革和当下的大部制和省管县改革一道视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大目标。 一、“大村制”改革产生的背景 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村庄一直是农民生存、生活和生产的基本单位。传统的家族和乡绅统治在乡村自我治理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自治状态下的中国农村，人口居住分散，村庄面积很小。民风和社会秩序主要依靠封建伦理道德维持和乡绅阶层的调节。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乡绅阶层不复存在，强大的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把乡村置于完全控制之下，乡村自治体系随之瓦解。虽然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和深度的国家权力渗透的双重作用下，乡村的社会秩序维持基本上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始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户成为相对独立的经营主体和利益主体，原有的基层组织的功能不断丧失，导致大量的农村和社区的社会事务仅仅靠政府包办已不能解决，同时由于民众日益强烈的需求和中央权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传统的控制性管理方式已渐渐失去其合法性。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自治法》，标志着村庄治理方式由控制型管理向自治型治理的转变。然而，集权体制和本质的自治逻辑上很难完全一致。完全的村民自治可能会使广大的农村地区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体系。在集权制度的思维下，这可能会导致众多分散的村庄很难控制，并导致农村地区的不稳定。政府如何才能更好地把乡村纳入国家权力体系之内，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民进城务工或者转变成城市居民的人数日益众多，已造成一些村庄，包括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呈现“空心化”急增的趋势。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空心村”是在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化的条件下，由迅速发展的村庄建设与落后的规划管理体制的矛盾所引起的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1]。 结合我国农村、农民和城市化发展的实际，空心村的形成大致有以下原因：第一，农村基层政府缺乏村镇建设规划意识；第二，农民传统的宅基地私有观念；第三，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第四，村庄地理位置、环境等自然条件[2]。 在集权思维的影响下，结合这种现实背景，内地的广大农村地区近一时期正在探索村庄合并，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村经济改革以及乡镇实行合并之后的又一涉及农村的重大变革。 二、学界对“大村制”改革的观点 （一）支持说 对于当前尚处于探索阶段的 “大村制”，政情分析家表示，村庄合并是继前一时期中国对于不同省区乡镇实行合并之后推出的又一重大改革。村庄合并将实现资金、资源、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互补，最终达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中国著名“三农”研究专家高以诺表示，中央发布的1号文件，明确提出“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搞好村庄治理规划和试点，节约农村建设用地。继续发展小城镇和县域经济，促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3]“大村庄制”的实行，可以说完全能够适应新形势下的农村治理，更好地建设农村社区，为农民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并认为“大村庄制”对于加速农村城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起好步”、“开好头”的重要作用。村庄合并，既可以使村一级的干部班子职位以及人数大量精简，还可节省大量开支，减轻民众和国家负担。而其真正意义，还在于推动中国农村由村民自治迈入“社区化管理”，令农村变成城镇，农民变成市民。 （二）反对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在《南方日报》撰文指出，广东广宁县大并村后，当地出现了一系列水土不服的现象。他反对由中央推行大村制，认为：第一，从农业规律上看，真正的农民并不适合集中居住；第二，对于已经基本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来说，与其把他们搬迁到“大村庄”，还不如一步到位，直接让他们居住到小城镇或更大的城市，免得再过十几年后又一次折腾；第三，集中居住一般会增加搬迁者的生活成本，因此要循序渐进。认为“从更长远发展的趋势看，应该以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小城镇建设为核心目标来调整农村人口结构、配置公共行政资源。”[4]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项继权认为，“有的省份，正在强力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