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繁)新格式.pdf

目录页下一页 前 言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 年）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一座古墓里出土。这部史书 书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书》；由于它按年编次，又被称为《纪年 》。有时还冠上出土的地点，被称为《汲冢竹书》或《汲冢纪年》。 一般称为《竹书纪年》。这座古墓出土了一批古书，《竹书纪年》仅 是其中的一种。 《竹书纪年》原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史事。 周幽王以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以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 （公元前二九九年）为止。所记与传统的记载颇多违异，但是有些记 载却与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相符合。如《尚书·无逸》中提到商朝的 “中宗”，《史记·殷本纪》等典籍都认为中宗是商王太戊，但《竹 书纪年》却以为中宗是祖乙，后在清朝末年发现的甲骨文中就有“中 宗祖乙”的称谓，证明《竹书纪年》是正确的。郭沫若同志在研究中 国古代社会和甲骨文、金文的时候，就对《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有 较高的评价。如齐桓公午在位的年数，《史记》中的《田敬仲完世家 》和《六国年表》作六年，《竹书纪年》作十八年，青铜器《陈侯午 敦》的铭文记载有齐桓公午十四年的事，郭沫若同志因此断言：“有 本铭之‘十有四年’，足证《纪年》为是，而《史记》实非。”（《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又如西周厉王以后出现的所谓“共和”，《 史记·周本纪》以为是周公、召公两人共同执政，《竹书纪年》的记 载却是“共伯和干王位”，说是共伯名和的诸侯代替周厉王，建立了 一个新政权。郭沫若同志十分重视《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这段史实， 他说：“共和是共伯名和；这由古本《竹书纪年》、《庄子》、《吕 氏春秋》等书表示得很明白，但被《史记》误认为周、召二公共和而 治。近时的新史学家也还有根据《史记》为说的，我要请这样的朋友 读读朱右曾、王国维的关于《竹书纪年》的研究。”（《十批判书·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此外，由于《史记·六国年表》本身的混乱矛盾，并与其他文献所 记不合，战国年代的重建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清代和近代学者 在试图排比一个比较正确的战国年表时，主要的根据也是《竹书纪年 》。 《竹书纪年》的原简早已散佚，晋代学者荀勖、和峤、束晳等人所 作的释文，也逐渐失传。现存的《竹书纪年》是后人重编的，不是已 失传的《竹书纪年》的本来面目。但在南北朝至北宋的一些古书的注 释，以及某些类书中，还引用了较多的原本《竹书纪年》的佚文。清 代学者朱右曾曾将部分佚文汇辑起来，编为《汲冢纪年存真》。近代 学者王国维又在《存真》的基础上重辑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存真》和《辑校》两书，就是郭沫若同志所说的朱右曾、王国维关于 《竹书纪年》的研究。解放后，范祥雍先生又对《辑校》加以校订增 补，编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这种从古代典籍中汇辑《竹书纪年》原本佚文编校而成的本子，如 《存真》、《辑校》，都称为“古本”。本书也是如此。现存的《竹 书纪年》，则被称为“今本”。 现在所能看到的今本《竹书纪年》，较早的有明代天一阁刻本。因 此，有人认为“今本”可能就是天一阁主人范钦重编的。但清代雷学 淇在《考订竹书纪年》中说，他曾经见过一部元末明初的刻本，可见 “今本”不是出于明代中叶的范钦所重编。南宋人罗泌《路史》所引 《纪年》中，有一条与“今本“全同，清代洪颐煊《校正竹书纪年》 因此认为“罗泌已见‘今本’”。如果此说可信，则“今本”的出现 最迟当在南宋时期。今本《竹书纪年》中很多条也是从古注、类书中 所引“古本”辑录出来的，但是辑录得很不忠实，并增加了一些显然 不是“古本”的佚文，又钞录梁沈约的《宋书·符瑞志》，改头换面 ，作为沈约的注。经过重编，今本《竹书纪年》中的春秋、战国部分 全部用东周纪年，与“古本”用晋国和魏国纪年完全不同。由于“今 本”出现的时代较早，所看到的“古本”佚文可能比我们看到的为多 ，如商纪大戊一代的原注说“《竹书》作太宗”，所据就可能是现在 所未能看到的“古本”佚文。因此，“今本”尽管是重编的，仍有其 一定的史料价值。清代研究“今本”的著作颇多，王国维《今本竹书 纪年疏证》最后出，总结了前人的成果，因此，这里一并收入，以供 读者参阅。 这部辑证，得上海古籍出版社姜俊俊等同志悉心校阅，特此志谢。 我们水平有限，希望能得到专家和读者们的指正。 方诗铭 王修龄 一九八○年七月 上一页 目录页下一页 序 例 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