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事先张扬自娱自乐.doc

春晚事先张扬自娱自乐 　　中央电视台2011年春节联欢晚会在一项收视调查中显示，它的收视份额又创了新高，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在近2000个抽样调查中显示，81.92%的受访观众认为今年春晚“办得好”。而一家门户网站的微博调查显示，在1万个参与调查的网民中，对今年春晚满意的人只占6%。这种反差因为春晚的强大力量而可以无视这样的事实存在。 　　 　　其实春晚根本不用调查，人们对它的态度早就在十几年前定型了，对绝大多数电视观众来说，在除夕之夜，春晚是一根鸡肋，食之无味，弃之不忍。有，聊胜于无，已经无所谓对它做出理性或感性的期待了。或者，它就像现在人们在过年时贴在门口的春联，只是用它来提醒自己现在过年了，现在贴不贴春联已经不是必须的了。 　　春晚走向它的自娱自乐是必然的趋势，因为任何一种展现在这个舞台上的艺术都已经变得腐朽没落。29年的春晚，逐步把电视观众挑剔的标准提得越来越高，从期待、享受、欢乐、失望逐步演变到今天的围观，春晚自己从不减弱热情，但观众慢慢变得无情，甚至现在人们已经学会了从春晚的节目中学会了解密，在这些衍生的内容中进行无聊的狂欢。 　　“联欢晚会”是中国人聚众娱乐的一种方式，它是让所有参与的人体验快乐的过程。它自然、轻松、欢快，并充满喜剧色彩。即使它通过覆盖最广的电视信号传播到千家万户，也应该有这样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自从中央电视台有了春晚之后近30年间，人们一直怀念头两届春晚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做到了这一点。 　　后来的春晚因为领导的高度重视而变成了长官意志的体现。上世纪90年代，春晚在长官意志和观众期待中尚能找到些许平衡，2000年以后，它完全变成了“体制春晚”，尤其是这种转变完全没有影响到春晚的商业效果，这让它相信这种冒险是成功的。于是，春晚可以完全不尊重观众的需求，可以完全不尊重艺术的规律，它只需向有权决定节目生死的人负责即可。任何审查节目的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甚至心情来决定节目取舍，所以说，这道年夜饭端上来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被回锅多少次了。春晚体现的不是集体智慧，而是集体不负责。 　　问题是，这种审查机制缺乏自我纠错能力，导致在最近10年春晚迅速偏离了它的本质。早年人们还在很认真地批评春晚，希望它能改进，但是电视观众逐渐发现，它与人们期待的结果变得越来越远，春晚的问题已经不是众口难调的问题了，在一个除夕之夜也没有第二选择的前提下收看春晚，实际上是在潜意识里培养观众的不信任感，被看春晚的心理让电视观众慢慢远离了它。而春晚的目的又恰恰希望通过喜庆娱乐增加观众对某些东西的信任感，于是形成了一个潜在的矛盾，结果自然是观众有权不再把春晚当回事儿。 　　所以，在这一前提下，人们对春晚的任何一个作品的苛求都变得没有意义。 　　1.主持人：春，从来不是叫出来的 　　春晚主持人一直是人们诟病最多的话题之一。不知道是不是时间太长节目太多一个人盯不下来的原因，每次春晚都要预备6个主持人，看上去每个人分工不同，实际上又没看出有什么分工。作为一个串场的角色，春晚主持人就像鸡肋中被嚼过的鸡肋一样，每当他们出现，都会感觉时间变慢。 　　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国的高等院校才有一个“播音专业”，这些专业院校培养出来的播音员，几十年来不过是解决了如何说标准普通话问题，语言专家通过实践把普通话标准定型，这些播音员进入广播电视领域，通过他们的声音能能让受众知道普通话的标准，说得大一点，对促进经济发展也是有帮助的。 　　但从播音员朝主持人方向转变过程中，这种教学方式培养出来的主持人就显得太笨拙了。千嗓一音，千人一面的模式化，早就不适合今天广播电视发展的要求了。 　　比如说，每年春晚开始，6个主持人齐刷刷地站在舞台上，激情饱满，气宇轩昂。每次都是朱军第一个喊出“中国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场景会让人想到《长征组歌》、《东方红》，这两部音乐舞蹈史诗的解说员都是激情澎湃，惊天地，泣鬼神。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最初战争年代，广播员用这样的语调播放消息一方面可以振奋自己的士气，另一方面可以震慑敌人。即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播音员用这样的语调也是符合那个时代的情境的。 　　因为在中国，播音员一直起着终极宣传员的作用，必须有气势。这就像侯跃文在相声里说的一样，遇到小偷先大喊一声“啊――”能起到壮自己的胆子、吓唬小偷和喊一喊四周邻居的效果。但事实上，这种战争年代的播音腔一直延续至今，哪怕在结束了阶级斗争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这种腔调也从来没有遭到过质疑。主要是人们对这种慷慨激昂的播音方式习以为常。高等院校在选拔学生的标准上也一直延续过去的革命观念，电台电视台选用播音员、主持人的标准也是这样。 　　但是，大过年的，那么喜庆的氛围，几个主持人站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喊――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放下架子，用正常人的语气来主持这台晚会。而且，春晚有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