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与战国在文化上区别.doc

春秋与战国在文化上区别 　　摘要：春秋至战国间我国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同时在文化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别。春秋时代彰显君子风范，风雅精神，而战国时代士人精神崛起，因此，在重信守礼、宗仰周王、聘问献纳、宗姓氏族、宴会赋诗及赴告策书等方面皆变化于自《左传》的结束至苏秦作纵长的一百三十三年之中。 　　关键词：春秋；战国；文化现象；区别 　　春秋至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韩、赵、魏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开启，春秋时代终结。诚如王夫之所言，春秋战国乃“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1]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都经历了空前未有的巨变和发展。对于春秋至战国的历史变革，正如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三?周末风俗）中所言：“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2]这种变化自《左传》的结束至苏秦作纵长的一百三十三年，在文化上表现为重信守礼、宗仰周王、聘问献纳、宗姓氏族、宴会赋诗及赴告策书等六方面。春秋与战国在文化上的显著区别还表现在春秋行人辞令与战国策士说辞方面的不同。 　　一、春秋与战国文化之别 　　（一）重信守礼之别 　　春秋与战国时代的文化区分，首先应以周礼为起点展开，据《周礼》记载，在行五礼时，同时要演奏不同的乐章，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明始于周代，周代是礼仪之邦。春秋时期，礼乐文明遭到破坏，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西周礼乐文化虽遭到破坏，但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破坏。“尊卑有序，和而不同”是其礼乐文明的要义，“尊礼重信”及外交上的儒雅风流都与西周的礼乐文化有直接渊源。《左传?僖公九年》记载，齐桓公在受到周天子的特殊礼遇时还严守君臣之礼，反映出了其崇礼的思想倾向。可见，春秋时君子重信守礼，彰显君子风范。而到了战国时代，社会变革的加速使礼乐制度遭到彻底破坏，法制制度建立，逐渐取代了礼乐文明的地位。春秋与战国重信的方式不同，春秋时代重“信”，哀而不怒；战国时代重守信精神，出自《战国策?燕策三》中《荆轲刺秦王》一文，记述了荆轲刺秦王这一悲壮历史事件，表现出荆轲重义守信的精神，但已没有了春秋时的?L雅精神。 　　（二）宗仰周王之别 　　“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期，周的势力日益衰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鲁僖公九年，齐桓公召集各诸侯召开葵丘之盟，提出“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弑，抑兼并”，其事迹就是“尊王攘夷”，逐步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了战国时期，则绝不称周王了，战国初年，韩赵魏三家分晋，需要利用周天子的名义而周王被重视了一次，以尊王的名义互相讨伐争战，称霸称雄，这实际是假借“尊王”名义扩张自己的利益，但并非攘夷，而是诸侯间的内战。大夫开始分裂诸侯，已不称周王。 　　（三）聘问献纳之别 　　春秋时严于祭祀、重聘问献纳。春秋时代严于祭祀，天神祭祀、地祗祭祀、祖先祭祀是其对传统祭祀制度的继承，坚持祭祀礼仪规格的等级性。《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勤礼莫如致敬，尽国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祭祀制度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强调国家一致，协调内部关系。在聘问献纳方面，《左传》中有关聘问献纳记载非常多，襄公五年，“郑子国来聘，通嗣君也。”文公元年，“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授，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昭公十三年，“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军之事於是乎使卿。”诸侯之间聘问修好或向天子进献方物为春秋时所常见，而战国时代已经没有这些事了。 　　（四）宗姓氏族之别 　　春秋时还讲宗姓氏族，而战国时没有一句话讲到了。宗姓的姓始祖是春秋时期宋国贵族之后伯宗，其后裔子孙以先祖伯宗的名字为姓氏，称宗氏。《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记载：“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4]《左传?文公十二年》记载，“楚子孔执舒子及宗子，遂围巢”。到了战国时代形势大变，权力进一步下放到士阶层，乃至平民阶层，士阶层属于西周封建序列中被贵族边缘化的人，随着血缘的逐渐疏远，血缘纽带断裂，大宗衰微，这时期已不再讲宗姓氏族了。 　　（五）宴会赋诗之别 　　春秋时期常宴会赋诗，而在战国时代则听不到了。宴会赋诗是春秋时期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汉书?艺文志》中写到“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5]在聘、朝、会、盟等外交场合，诸侯、卿大夫间言谈往往不明确地表达其中心思想，而是赋诗，通过唱诗将其真实想法委婉地表达出来，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