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微观案例例子论文.pdf

文化与效用极大化的方向 —— 1930 年代一个内地村庄的 “消遣经济”及其经济学意义 曹正汉 一．导论 经济学模型有一个基本前提，是假设行为者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各自的效用极大化。然而， 有一个事实尚未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那就是每一个自成一体的文化体系都蕴涵着特定的价 值取向，不同文化体系所蕴涵的价值取向有可能完全不一样，以至于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人们 所追求的人生目标相差甚远。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在同一个文化体系中，人们的效用极大 化方向是相似的；而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人们的效用极大化方向却不一样，甚至有可能正 好相反。因此，经济学家运用效用极大化模型解释人类行为时，必须说明相应的文化背景， 以解释行为者的偏好及效用极大化方向。否则，效用极大化模型可能只是一套形式化的逻辑 框架，不能对人类行为作出明确内容的解释。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费孝通早年研究的一个村庄案例，来说明与论证上述观点。这个村 庄是云南省 “禄村”，1938 年至 1940 年费孝通曾在那里作田野调查。禄村是一个内地村庄， 远离昆明市，且交通不便，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浅。在费孝通到村庄作调查之时，村民们仍 然按照传统的生活方式来安排生活。因此，通过认识禄村人如何从事经济活动，如何安排他 们的生活，将有助于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效用极大化方向。① 二．费孝通笔下的禄村小地主：闲混与消遣 禄村是云南省禄丰县的一个普通村庄，“禄村”是费孝通取的笔名。当时，禄村是一个 土地分散占有的农业村庄，村庄的土地除公有地 （如族田）之外，都由为数众多的小地主们 ① 在作进一步的论述之前，我们需要说明 “中国文化”在本文的涵义。中国文化包涵多个层面和多 种流派，李亦园曾将中国文化分成上层士绅文化和下层民间文化这两个层面，前者称之为文化的大传统， 后者为小传统。本文所说的 “中国文化”，是指未受西方文化大规模影响的传统中国文化，并且是指传统文 化中的民间文化层面。参见李亦园：“从民间文化看文化中国”，《中国文化》（香港），1993 年第 10 期。 1 拥有。村庄内最大的地主不过有田 50 余亩，小的地主仅有田 10 余亩。最令费孝通关注的是， 这些小地主经营农田的方式和他们的生活态度。小地主们基本上采用 “雇工自营”的方式耕 作农田，田里的农活由雇佣的长工和短工干，地主自己尽可能不干农活。地主不干农活的原 因，不是他另找更有利可图的事情做，而是纯粹的闲混与消遣。 费孝通是这样描述这些小地主的悠闲生活： “我们第一天到禄村是 1938 年 11 月 16 日，正值农闲时节。我们从县城走去，田里长 着一片蚕豆，不见有人在那里工作。到了禄村，沿街蹲着好些农民，在暖洋洋的太阳下，衔 着烟管，谈长说短。…… 同时，在这小村的街上，不断的过着一群群的苦力：衣衫百结， 面有饥色，垂着头，背负着 100 多斤象石块般的盐巴。一步步踏上那高低不平的石板大道。 在我们面前呈现着农村中的两种人物：一种是农闲时不用劳作，一种是农闲时依旧要劳作的。 “后来，我们住久了，知道那些在农闲时可以蹲在街边抽烟谈笑的，农忙也忙不着他们， 至多在掼稻时，换个地方蹲蹲，不在街边而在田岸上罢了。那些农闲时背老盐的，农忙时忙 得更凶。农民有闲忙之别，在禄村这条界线也许特别清楚。 “实际上，享有闲暇的人，不是因为没有工作的机会，而是因为握有土地所有权，即使 不劳作，也能靠着不劳而获的部分来维持生活。他们既有这种权利，于是有心无心的闲了起 来。那些没有田的人，除了卖工之外，别无求生之道，才不得不尽量的出卖劳力，以求一饱， 这是没奈何。 “以我们第一次在禄村调查时寄宿的那家房东来说罢。他家里不过有田 36 工田，折合 起来不到 14 亩。他年纪刚满 40，正是农作年龄中的人物。可是他穿得整整齐齐，而且时常 披着长袍。晚上 9 时上床，明晨9 时起床。逢街子，上街子；逢礼拜，做礼拜。一个多月， 我没见过他到田里去照料过几次。这并不是因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