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语境下的中国电影.doc

后殖民语境下的中国电影 　　[摘要]新世纪以来，全球化态势愈演愈烈，后殖民状况总体呈现衰落趋势。反映在中国电影中，则是中国电影的悄然崛起，不仅在国内的市场份额超过了好莱坞电影，并且以《英雄》为首的中国商业大片也成功打入西方主流电影市场，但同时我们亦应该看到中国商业大片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后殖民 全球化 中国商业大片 　　 　　套用张颐武在《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中的张艺谋》中的界定，所谓“后殖民”，就是指在经典殖民主义及其价值全面终结之后，西方运用自身的知识/权力话语对第三世界所发挥的支配性作用，也就是依靠各种“软”性的意识形态策略和温和的对自身价值的无可怀疑性的表述对在“现代性”基础上构成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影响与控制。也可以说是，西方主要殖民国结束在被殖民地区的统治之后，所遗留下来的影响。按照这一界定，经典殖民主义的终结，最重要的标志应该是二战结束，全球主要殖民地的纷纷独立。将中国放置在这一界定中的话，美国以其西方国家领导者的身份，无可争议地成为对中国影响和控制的主体。新世纪以来，美国的霸权地位有所削减，而中国则以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随着全球化形势下国家实力的变化，后殖民的状况已经开始衰落，即，现在限制所谓的后殖民国家的力量已经不再是殖民主义的结果，而是全球化本身。 　　这种后殖民衰落的状况反映在电影上，则是中国电影的悄然崛起，不仅在国内的市场份额超过了好莱坞电影，并且以《英雄》为首的中国商业大片也成功打入北美主流电影市场，造成了轰动效应。可以说这是随着中国整体国力的上升，中国电影做出的必然回应，但是同时我们亦应该看到中国商业大片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先让我们把目光收回到建国初，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期间新中国的经典电影，即十七年的电影创作是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所确立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导下进行，这也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自然延续。这种创作以人民大众为对象，以意识形态为主导，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是面临着以好莱坞电影为主的西方电影的威胁的话。那么，十七年的中国电影则是在计划经济的温室中成长，虽然没有市场的风雨之忧，却要严格符合着园艺师的剪裁。这园艺师无疑就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国家话语的化身。从与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破裂开始，这温室更加密不透风，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少了风雨之虞，但这片土地却在过度政治化的限制下却越来越贫瘠，发展到极致，就成了文革中“八亿人民八出戏”的尴尬。对于此时的中国人来说，西方国家及其后殖民主义只是隐约浮现在意识形态对立面的一种想象，是百年中国苦难的制造者，是铁幕背后狰狞的鬼魅。 　　当时光来到八十年代，开放的中国，突然发现了自己的落后，一种不再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造成的落后，而是自我损耗造成的内部愚昧和闭锁。西方突然从黑暗的制造者变成了光明的散播者。西方从苦难的源头变成了幸福的彼岸，成为民主、自由、文明的所在，是中国人民所向往的先进的代指。从打开的门缝中透进的光线刺痛了中国人的眼睛，随即而来的是“全盘西化”的晕眩。横空出世的第五代电影可以代表对于此时中国人的痛心疾首，一种急切想摆脱老旧中国的愚昧和野蛮的心情。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政治上的指称是旧中国，那么在第五代这里就成了“老中国”，是《黄土地》中那双乌黑的手，是《红高粱》里的患有麻风病的老掌柜，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正是以这样的“反思和寻根”的主题，展示了一个以前中国银幕所没有的古老中国不仅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同时也吸引了西方电影节的关注，西方观众看到了一个不同于自己日常观看经验的影像。以陈凯歌和张艺谋为首的第五代受到了西方电影节的欢迎，他们的影片也在世界范围内的各大主要电影节上斩获奖项。从《黄土地》一鸣惊人，到《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功成名就。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来自西方国家的加冕，使国内某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也陷入失语状态。西方的肯定，使国内的不论是肯定或者是否定都失却原本的意义。此时中国电影中的后殖民体现达到了顶峰。 　　中国社会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商品化大潮席卷全国。中国电影也在这潮流中开始缓慢改革。如果说八十年代以第五代走出国门而引以为豪，那么九十年代第五代屡屡在全球的各大电影节获奖却是映衬着国内市场的极度低靡。1994年，为改变电影市场的萧条局面，国家广电部电影局通过决议，每年可以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成就”的影片。这正是一个尴尬的节点。中国电影面临双重考验，一方面是国内电影体制正在由计划艰难地向市场转身，另一方面则要面对着来势汹汹、对国内巨大的市场潜力垂涎三尺的西方电影。 　　中国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