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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广：德隆个案否定不了产融结合趋势 近日郎咸平教授在媒体撰文评析德隆经营模式及其危机产生原因时提 出，“对类金融控股公司要由政府进行严格的监管，根本就不应允许企 业集团从事金融业务，企业就好好搞生产，两者要绝对分开，这样反而 有利于中国未来的经济成长。”联想起时下坊间正在流传有关部门将禁 止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从事金融业务的传闻。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应不 应该走产融结合道路不可草率视之。 　　 　　笔者以为，郎咸平教授主张对类金融控股公司要由政府进行严格的 监管，符合目前国际通行的监管精神；但对于中国企业集团不应从事金 融业务，产业与金融绝对要分开的主张就感到困惑了。 　　 　　在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已经多样化的今天，金融资本的内涵已经发 生了很大变化，因而产融结合已经不仅仅限于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 合，而是赋予了更加广泛的意义。特别是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 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国际化的发展，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在实践 中有了新的发展动态，现代产融结合的实践进一步体现为产业资本与金 融资本共同隶属于企业集团一个公司控制主体。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 以说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在企业集团内部进行融合，实际上是在对企业 集团产业、金融等基本功能的一种健全，其本质上就是实现间接融资与 直接融资、融资与投资的结合。 　　 　　现代意义上的产业与金融的分离，在我们看来，完全是由于监管层 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由人为的制度限制所致。如我国现行政策规定银行 目前不能投资实业，这就导致了银行资本难以在近期内控制产业资本， 因而也就决定了目前我国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发展模式，不能沿着“ 由 融而产” 的路径发展。如海尔集团建立财务公司的想法早在1993年就已 经形成，但是直到2000年7月央行放宽了财务公司诸方面的限制政策， 海尔最终经过8年艰苦等待才将财务公司市场准入证争取下来。可见， 制度变迁始终是推动我国企业集团产融结合形成与发展的决定力量，是 促进我国企业集团走产融结合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外部诱因。 　 　　　事实上，银行在独立执行货币职能过程中，由于资本天然的逐利 性，并未仅仅满足于充当借贷资本家的角色，而同时也积极谋求扮演着 产业资本家的角色。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一方面，当银行资本积 累到一定程度，开始向产业资本渗透，部分地扮演了产业资本家的职 能，从而银行就由中介服务企业变成金融资本的寡头垄断。如美国早期 的摩根财团就是在银行资本不断集中的同时，凭借强大的银行资本实力 把势力范围渗透到铁路、钢铁等许多工业部门中去，通过控制大量工业 资本逐步形成了美国第一个最大的垄断财团，并一直保持到20世纪70年 代才被洛克菲勒财团超越而取代。 　　 　　另一方面，当产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产业巨头为了摆脱对银行 等金融机构的过度依赖，谋求产业资本的进一步扩张，也开始向金融资 本的渗透，通过控制金融机构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闲散的金融资源， 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如美国早期的洛克菲勒财团以其雄厚的石油利润 向金融业投资，在相继取得了公平信托公司、大通国民银行和第一波士 顿公司的控制权后，其间又进一步控制了化学银行、纽约银行等商业银 行，并拥有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公平人寿保险公司，形成了一个门类 齐全的金融体系，至1974年底，洛克菲勒财团所属的大通曼哈顿银行、 化学银行、纽约银行的资产总额已经大大超过摩根财团的摩根保证信托 公司和银行家信托公司的资产总额，从而使洛克菲勒财团在金融界的实 力迅速增加，逐渐取得了与金融界霸主摩根财团相抗衡的力量。 　　 　　可见，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市场经济的两类具有不同性质的要 素，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互为促进的关系。 产业资本是金融资本增值的源泉与依托，金融资本是产业资本增值与扩 张的助推器。 　　 　　郎咸平教授在评论“德隆事件”时指出，“德隆引发的问题暴露了金 融与企业结合的危险。我建议在这方面更应严加监管，不能让所谓的金 融和企业结合体影响到我国未来金融环境的稳定。” 　　 　　在笔者看来，世界上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路径不外乎遵循“ 由融而 产”与“ 由产而融”两种模式，但就“德隆模式”而言，我们很难把德隆集团 真正归结为以上两种模式中的任一种。因为德隆无论是做产业，还是做 金融都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企业赢利模式，两者都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 竞争力，因而确切地说，德隆集团不能视为中国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真 正代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多元化的创业投资公司。为此，我们对于 时下郎咸平教授仅以德隆模式危机的个案，来全面否定企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