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docVIP

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 ——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 王笛 《近代史研究》(京),2009．1．126～140 西方史学界正在发生着一个转向，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的发展便是这个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个演讲将就这个转向的重要成果进行简要的介绍，并评述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演讲分四个部分，首先介绍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然后概述中国史研究的有关成果；第三部分以我自己最近的研究课题为例，来看目前西方史学的这个新趋势对我自己学术发展的影响；最后，我还将就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提出我的一些思考。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介绍的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历史有关成果，仅是那些对我自己的研究有所影响和启发者，并非综合或全面的评述，难免有些重要成果没有在此进行讨论。 一、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 新文化史从1980年代以来渐成气候，加入这个阵营的学者们把普通人作为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他们也从过去现代化理论流行时代的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转向讲究叙事和细节的人文的历史学方法。虽然大事件的研究仍然是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心，但在此大背景下，一些新课题如日常生活、物质文化、性别、身体、形象、记忆、语言、大众文化等得到明显的发展。 西方新文化史的发展是有一定的理论渊源的，如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与庶民文化理论便有着广泛的影响。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葛兰西在20世纪20、30年代身陷囹圄时，认真思考无产阶级在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怎样取得文化霸权等理论问题，并将自己的思考写在笔记本上，竞达几十本之多。他去世后，这些笔记被整理为《狱中札记》出版。葛兰西认为取得文化霸权的关键是看革命党能否成功地把新的文化观念传播到民众之中。但他也认识到，新旧文化经常交叉重叠，很难明显划分，因此工人阶级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不可避免地以新旧杂陈的形式显示出来。①这种理论趋向在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汤普逊(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部名著中体现出来。汤普逊认为，从相当大的程度上看，英国工人阶级并非源于产业工人，而是源于具有庶民文化传统的手工工匠。这个背景当然也影响到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行为和工人运动，因此早期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手工工匠，而非产业工人。被认为持“新劳工史”取向的贺萧(Gail Hershatter)关于天津工人和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关于上海工运的研究，便受到汤普逊研究的启发。②研究南亚下层的庶民研究学派也深深打下了葛兰西的烙印。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批在西方的印度裔学者对南亚特别是印度庶民社会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们的成果集中在系列丛书《庶民研究》中，其代表人物是印裔的澳大利亚人古哈(Ranajit Guha)。当然庶民研究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如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便批评古哈将庶民视为一个同一体，而忽略了底层之中的不同性。斯皮瓦克有一句名言，即“底层人能说话吗?”这里实际提出的是底层人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古哈表示．庶民一定要而且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可能是微弱的。③ 新文化史得到人类学很大启发，例如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ord Geertz)的《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对新文化史的研究就颇有影响。吉尔兹对尼加拉的研究，揭示了生态、地理、政治肌体、宗族、庇护关系、婚姻、结盟、村落与国家、庙会、梯田组织、灌溉会社、庆典、祭祀、权力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得到人类学家的关注，也是新文化史家的兴趣所在。尼加拉是一种虚幻的“国家政体”，印尼曾经存在几百乃至几千个尼加拉。在巴厘社会，尼加拉与实际的村落政体像庙会、梯田组织、灌溉会社等共存。而“国家政体”只有在进行仪式或庆典活动时才得到展示。例如，书中对作为国家庆典的国王葬礼，妇女被殉葬的情景进行了细致描述。在这里，国家庆典被隐喻为剧场表演，“国家”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展示出来。因此，巴厘通过公共戏剧化，即举行庆典场面来建构国家概念。所以实质上尼加拉只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结构，并非政治、社会、或经济的实体。 吉尔兹的另一部被新文化史学者津津乐道的著作是其论文集《文化的阐释》。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关于巴厘斗鸡的那一篇，作者观察了斗鸡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在20世纪50年代的巴厘，斗鸡被禁，但仍然在村落中秘密进行，当时吉尔兹夫妇在那里做田野调查，一次在观看斗鸡活动时，遭警察偷袭，差点被抓住，仓惶出逃。他们第二天即成为村民嘲笑的中心，人们见面便要他描述那天狼狈逃窜的情景。但不想因祸得福，在巴厘，被取笑即意味着被接受，从而使他能深入这个活动的内部进行仔细观察。他发现，虽然搏斗的是公鸡，但实际上却是男人间的竞争。在巴厘，公鸡经常隐喻男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