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ppt

第二节 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一）合作形成的原因 （二）合作的形成 （三）合作形成的意义 （四）两次国共合作的比较 （五）几点启示 （一）合作形成的原因 1.中日民族矛盾演变的必然产物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逐步紧逼，使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的矛盾和政治集团的矛盾的地位，使它变为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西北大学李云峰教授说：“西安事变一发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就以调停人角色矢志于推动和平解决，顺应了包括国民党中多数派别、广大中间阶层等的抗日救国的根本要求。其间，不仅灵活处理了共产国际对事变易引发中国大规模内战的批评，更取得了蒋介石对国共团结抗日的承诺，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 3.共产国际的帮助与指导 1932年8至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向中共提出了要在反帝斗争中“广泛而彻底地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建议。 1935年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人民反帝阵线。在中国，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 1935年8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内容主旨是要求停止内战，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 这次会议确定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决定改“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提出了把全中国的革命力量团结组织起来去抵抗现在主要的敌人。 193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反蒋抗日“的主张。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提出党的方针是“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五项国策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 四项保证是：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及红军将领46人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军将领，明确指出:“国势垂危，不容再有其斗之争”，并主动作了让步。 毛泽东等表示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人民红军委员会，已单方面发出停战命令，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为，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要之自卫手段，“希望蒋先生毅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 12月初，陈立夫派代表张冲，由南京经西安、延安，到瓦窑堡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与毛泽东、周恩来会晤之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潘汉年到南京与陈立夫会晤。 陈立夫代表国民党政府提出四项原则作为谈判基础: 1.遵奉三民主义 2.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3.红军改编为国军 4.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为了进一步逼蒋抗日，在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在与南京代表和蒋介石本人接触中，正式表示:只要蒋介石抗日，共产党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 1931年11月,第三党发表了《对时局宣传大纲》,痛斥蒋介石勇于内战而怯于外敌,抱所谓无耻的镇静政策和不抵抗主义。 中国青年党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提出“政党休战,共同抗日”,呼吁“出死力以御强寇,化内战而为外战”。 青年党还提出“从速行动起来,推翻障碍抗日工作之一党专政”。 中国致公党也呼吁“取消党治,以团结党派共组抗战政府”。 1936年1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李济深、蒋光鼐等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各党派应以民族利益为前提,抛弃一切成见,站在民族斗争的前线共同组成“联合战线,武装抗日”。对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表示赞扬,认为“这一个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重大的影响。” 1936年5月31日，全国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和十九路军代表共70余人在上海集会，宣告成立全国各国救国联合会。 主要领导人有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史良、陶行知等。 联合会发表《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停止军事冲突，团结合作，建立统一抗日政权，以团结全国力量，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何梅协定》签订时，他写道“呜呼，国势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伦，黄帝子孙，其将何以雪此奇耻？若不图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