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市政体制—社区管理.pptVIP

警惕——专业化服务：对社群和公民的负帮助 现代国家：服务型经济体、服务型政府、服务型社会 （一）政治议题的转移：服务的去政治化 服务的非政治性：服务是人们付钱购买的东西——商品是“关心”（care）——关心是一种表达“爱”的行为——服务就是关心所爱之人（物）——爱是普世价值——既然爱不属于政治议题，关心也不属于政策范畴，从而服务便成为一种不受限制的、无可挑剔的和非政治的“商业行为”。——关心和爱的面具——由于服务的本质被普遍认为是非政治化的，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很难认清以下事实，即服务的生产和分配其实是许多现代经济体的中心政治议题。 （二）专业化视角中的“需要” 专业化视角中“需要”假说造成三种负帮助： 一是将需要解释为一种缺陷（deficiency）。专业服务的实践始终将需要视为不幸的、有待外力填补的匮乏状态。 二是将观察到的缺陷归于委托人的专业实践，补救措施往往将个体与背景割裂开来，个体化、治疗性（therapeutic）界定。 三是服务的专业化。专业分工将人“肢解”界定需要，内容和时间上把人“零件化”（compartmentalization）剥夺了个体行动的能力。人只是时空中有需要的零件的集合，必要时加以重新组合，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恢复运行。 总之，专业化服务将需要界定为一种缺陷，并与此同时将这些缺陷个体化和零件化。服务体系会将以下三个命题转达给委托人： 你是有缺陷的。 你就是问题所在。 你有一系列问题。 若考虑服务体系以及它们自身需要的利益，这些命题就是： 我们需要缺陷。 我们需要的经济单位就是个人。 我们需要的生产性经济单位就是有多重缺陷的个人。 （三）专业化视角中的“需要满足” 对需要的专业化界定在逻辑上必然导致需要满足假说，每一种都有其内在的负帮助的可能。 1、第一种假说是对需要的个体化界定的翻版。该假说认为，正如你是问题所在，我，专业服务提供者，就是答案。你不是答案，你的伙伴也不是答案，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都不是答案。但不可能没有答案。我，专业人士，就是答案所在。此假说的核心在于，服务是一种单向的过程。我，专业人士，生产；你，委托人，消费。 尽管有时披着民主的外衣，单向专业服务的一个隐秘逻辑也会造成负帮助，那就是“你会变的更好，因为我，专业人士，懂得更多”。反民主政治体系的核心逻辑，创造的依赖性会被反民主力量利用。 2、专业化的需要满足假说的第二种负帮助表现在，需要由满足需要的手段界定。 复杂而专业的需要满足工具为专业权力提供了界定需要的正当理由——不仅决定合适的需要满足手段，也决定问题本身。界定问题的能力成为一项专业特权，公民也就不复存在。这种特权剥夺了公民成为问题的界定者（更不用说问题解决者）的权力，它将政治职能转化成了技术问题。 3、一旦专业服务提供者可以界定需要及需要的满足手段，第三种负帮助就产生了，那就是问题的界定及其解决方案的提出使用了公民难以理解的加密语言。“当你被告知你无法决定自己是否存在问题，也无法决定该如何解决问题时，你就明显受到了伤害；而与此同时，专业规则更是宣称你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4、专业服务提供者单向界定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手段，并加密服务过程，导致了第四种负帮助的产生：服务提供者有能力根据自己对结果的满意程度来界定他们服务的产出。 服务提供者宣称自己有权判断其“帮助”的实效性。消费者运动不过是残余公民——服务体系是一种既成事实，公民的作用只是评估其产出。专业人士管理的服务体系开始将残余公民转变成消费者，更多关注如何操控消费者对产出的认知。 服务型意识形态的顶峰 服务型意识形态的顶峰，在于全体公民都相信他们无法知道自己是否有需要，无法知道满足需要的手段是什么，无法理解满足需要的过程，以及在专业人士表示满意之前，无法知道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服务型社会的最终标志，在于专业人士说：“我对你所做的事情感到高兴。”而死去的公民权则回答：“谢谢。” 倘若专业人士可以对公民说出以下言论，现代服务社会也就发展到了极致： 我们是你们问题的出路。 我们知道你们有什么问题。 你们无法理解问题及其出路。 只有我们才能判断你们的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 考虑到专业服务体系自身的需要，这些命题反过来变成： 我们需要解决你们的问题。 我们需要告诉你们：它们是什么。 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方式来处理它们。 我们满意自己的工作，同时需要你们尊重这一事实。 启示 专业化服务与社区治理的关系：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目标设计，如居家养老 以人为本与专业服务的关系：满足谁的需要 专业化服务背后：政治议题和政治影响——专业服务所表达的世界观，将我们的生命和社会界定为一系列的技术问题。这种技术性定义打着关心和爱的旗号，掩饰了服务提供者的经济利益，以及他们活动的负帮助特征。理解服务提供者的需要，理解他们的体系的运作机制，是现代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