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文化的承和发展.docVIP

PAGE PAGE 11 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作者：陈来 《光明日报》（ 2017年03月20日?15版）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命脉，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就确立了文化继承的理论基础，也就回答了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继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继承发展问题，不仅是关系到当下至未来一个时期治国理政的大问题，而且是关系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的大问题。 1、继承与弘扬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连续性的文明。五千年文明的连续发展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中华文明的这种连续性之所以成为可能，除了各种其他因素之外，中华民族自觉的传承意识和传承实践，始终是一个重要原因。自觉地继承、传承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项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文化连续性发展的根本条件。孔子注重“述而不作”，述是复述，也是传承，述是早期古代文化积累发展的主要方式。没有“述”文化的成果就不能保留和传承，孔子以后儒家对六经的不断解释和自觉传承对中华文化的久远传承发挥了根本性的示范和作用。唐代的韩愈曾写下著名的《原道》，原道的道就是中华文明及其核心价值，强调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要坚持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宋代以后，“学绝道丧”成为儒学的根本忧患，主张要把文化和价值的传承作为第一要务。 　　20世纪中国文化中的“继承”问题，在现代文化语境中是指对于“古代文化遗产”的继承，从而使得继承这一法律术语同时具有广阔的文化意义。在发生学上，这个问题既是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发展转变中发生的，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在长期武装斗争时期就遇到的问题。就前一点来说，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突显的新旧文化问题，当时的主流声音是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全面批判传统文化，以求走向近代化。就后一点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包含着自己的文化主张；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任务的时代使命不能不规定了文化继承和选择的主题。 　　换言之，革命为中心任务的时代，对于文化的主张和选择必然是以服从革命斗争为根本、为革命斗争服务的。革命的武装斗争需要的是鼓励勇往直前、冲决罗网，以及坚决奋斗的气概、意识和精神，而反对遵守秩序法则，不重和谐守成。中华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在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上肯定革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而儒家思想本质上不是为革命呐喊的，而是为治国安邦、修身齐家服务的学问。因此儒家重视的是和谐、秩序、道德、团结、稳定。历史上，汉代的建立，经过军事斗争取得胜利，而后转入长治久安的时期。汉代大一统王朝的成功发展不是自然地经历了这样的转折，而是以秦政为借鉴，通过重视汉儒叔孙通对刘邦所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认识到儒家不是马上得天下的学问，却是马下治天下的学问，而逐步取得的。马上得天下就是武装夺取政权，马下治天下就是和平时期长治久安，中心任务不同，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和认识也就不同，对文化继承的态度也就不同。 　　因此，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理所当然地，传统文化包括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不受重视，因为儒、释、道重视的是道德对社会的涵养、文化对人的化育。这些传统思想文化在当时不仅不受重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批判，也有其合理性。因此，以革命斗争夺取政权为中心的时代和取得政权建设发展的时代，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与需要是完全不同的。革命战争时代对于中华文化的继承必然不同于建设发展时期，不仅在整体上的认识不同，在对个别问题的继承上也必然不同。这表现在毛泽东的意识中最为明确，典型的例子是抗战期间毛泽东对彭德怀、匡亚明表示的对孔子思想的意见。彭德怀主张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在人与人之间要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毛泽东对此提出批评：“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匡亚明提出孔子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