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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时期的“工分制”及其效率产生机制? ——基于?J?小队“工分制”的历史考察 孙敏 ????摘要：工分制作为集体时代农业生产中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J小队会计的口述为基础史料，展现集体时代工分制在一个普通农村的生产小队具体实践，分别从工分制的管理者、劳动组织形式、工分的制定和评定、工分年终核算四个方面来分析工分制的运行机制。从中发现工分制的运行由于深深地嵌入在乡土社会之中，其运行的效果不仅受制度设计本身的影响，更受乡土社会中的熟人社会、地方性共识等因素的制约。 关键词：工分制；熟人社会；队委会；劳动小组 一、问题的提出 工分制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计量农民参加生产劳动的数量以及计算劳动报酬的一种方法，亦称劳动日制，也是农村集体组织对农民进行劳动管理的一种形式”，[]根据该定义，工分制至少包含三层含义。首先是作为劳动数量的计量单位，即在集体劳动中个体劳动数量与质量的体现。其次作为劳动报酬的计量单位，是集体劳动成果分配的重要依据。再者，作为劳动管理的组织形式，即集体对社员的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的方法。可见，工分制既是一种农业生产制度又是一种农业产品分配制度，既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组织制度，其内在复杂性和外延丰富性使得学术界对其效率问题一直未达成共识。 已有的学术研究对此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无效论者”从工分制的组织角度出发，认为在集体劳作过程中因低效甚至无效的监督机制出现社员“磨洋工”、“搭便车”“大呼隆”等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从而降低了劳动生产效率。[]另外“无效论者”还从工分制作为分配制度出发，认为“工分制由于未对劳动进行准确的度量”[]以及分配过程中的平均主义大大难以对劳动者产生激励。“有效论者”则从历史实践的具体个案出发，以数据模型和定量分析为方法，论证工分制对绝大部分社员的劳动激励和行动效率是具有制度优势的，而“无效论者”中所提及的懒汉只是村落中的少数。[]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层面展现工分制的运行逻辑，为本文的所讨论的问题奠定了研究基础。但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运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定量研究难以体现制度落地过程中的人事影响。学界当前研究资料主要为官方的统计数据和民间的草根账册。这两类资料共同的特点是具有较大的可计算性，从数据分析的角度显示其结论的科学性。但数据往往反映的是基于宏观视野下的主流与趋势，是一种客观主义研究的视角，有其合理性。但这种量化的历史研究方法剔除了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的“人事”即行动者在实践制度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任何历史制度实践与不同的区域社会后，其制度的实际效果千差万别。 其次，工分制往往被研究者作为一个相关变量纳入到整个集体时代的体制之中，其回应的问题往往是工分制从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大集体”的生产的效率。这种寓局部于系统的分析容易忽视了工分制作为相对独立的完整体系的研究价值。 结合前人的研究，文章试图将个案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从乡土社会的视角解剖麻雀，揭示工分制作为独立形态下运作逻辑，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工分制的效率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则以小队会计的访谈记录为主，以口述史资料形式展现集体时代的工分制在一个普通农村的实践过程，主要包括工分制的管理者、劳动组织形式、工分的制定和评定、工分年终核算四个方面，进而从工分制的制度本身所蕴藏的“微机制”和乡土社会的特殊性来论证正常形态下工分制是有其内在效率的。 二、方法与背景 （一）方法：来自亲历者的口述资料 本文主要采用半结构式的访谈为主，通过田野调查收集的相关文献资料与访谈者的口述资料为依据，重点分析60年代稳定发展时期的工分制。而所访谈得对象是武汉江夏区老屋胡村的一名老干部，他1946年出生，69岁，1962年开始参与集体生产，1964年-1968年为J小队会计，1968年-1981年大队副业会计，1981年-2005年为村书记。2005年从村干部退出后就在家务农。作为从群众锻炼出来的小队干部，对其所经历后两个阶段的工分制在生产小队的实践过程有清醒的记忆，从而为本文提供了相当丰富而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二）J小队概况 J小队现在为武昌江夏区W村的十二村民小组，据村部2014年的统计，该村民小组目前有24户共83口人，其中劳动力63人。水田面积250亩，旱地面积334亩，水塘10口。由于该村地理位置低于该灌溉渠内的大型水库，在正常的降水条件下，基本上可以依靠自流满足该小组的农业生产用水。由于该小组的户口迁出人口不多，集体时代的人口70-80人左右，其中劳动力40-50个。水田面积200-300亩，与2014的统计数据相比并无较大的出入。由于该村属于江夏区远郊村，城市发展规模还未达到该区域，暂未出现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用地的征地情况，因此该小队集体时代的水田和旱地面积与当前的数据基本一致，总的可用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