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中国传统伦理道德.pptVIP

（一）先秦——中国伦理精神孕育展开阶段 在上古神话和《周易》中，我们可以大致发现中国伦理精神的某些基因。 中国古神话有三个重要特点： 一是崇德不崇力； 二是惩恶扬善，善恶报应； 三是重天命而轻命运。 西周确立了一个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伦理秩序和意识形态，这就是”周礼”。 周礼成功地把氏族社会的原理转换为文明社会的伦理政治秩序，为日后中国社会建立了伦理生活的范式。 西周以后，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动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百家争鸣，形成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各种思想文化流派。 孔子站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性转折点上，通过对春秋以前中国文化成果的总结，成功地对中国社会的生活秩序进行了伦理化、道德化的提升，创造了以礼、仁、中庸为内核的伦理思想体系，为儒家伦理提供了一个基础。 在中国，当诞生了儒家伦理的同时，也就诞生了道家伦理，二者是一对孪生儿。在中国重血缘亲情的人世文化中，儒家伦理具有必然性，但仅此还不足以使中国人确立安身立命的基地，儒家伦理精神的运作还需要道家的人生智慧作为结构上的补充。于是，入世与隐世，人伦情感与人生智慧，心与身，构成中国伦理理想性与世俗性、进取性与柔韧性的互补。 法家的政治伦理精神以政治代替伦理，最后导致了非道德主义。 墨家的社会伦理精神代表了小生产者的理想，在精神取向与文化原理上又游离于“家”“国”之间，缺乏生长的根基，秦以后便中绝。 （二）汉唐——中国伦理思想的抽象发展和大一统、封建化阶段 董仲舒以后，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成为不可动摇的名教或礼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使得儒家伦理陷入尖锐的冲突之中，道家精神的潜在，使中国伦理精神系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态——玄学伦理。 玄学伦理是试图把儒道结合以克服人的精神和伦理生活中的矛盾的一种努力，其特点是“托好老庄”，用道家的“自然”价值观对儒家的“名教”进行评判。但它的片面发展，形成一种苟且偷安、纵欲混世的人生态度。于是中国伦理又出现了新的精神形态——隋唐佛学。 隋唐佛学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虚幻形式克服了传统伦理中“德”与“得”、道德与命运的内在矛盾，在基本精神取向上又与儒家伦理契合，特别是禅宗的即心即佛，其宗教修行方式与儒家的修身养性理论实有相通之处，因此它又成为向儒家伦理回归的中介环节。 （三）宋元明清——中国伦理思想辩证综合阶段 汉唐时期的社会发展表明，单一的儒家纲常伦理，或儒与道、儒与佛的简单结合，都不能满足中国封建社会的需要，而这一时期伦理思想的发展又为建立一个整合的伦理体系提供了可能。于是，宋明时期以儒学为核心的理学便应运而生。但这时的儒学，已不是孔孟的古典儒学，也不是董仲舒的官方儒学，而是融合了道玄与佛学的“新儒学” 新儒学伦理最重要的学派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程朱理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天理”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本体。 “人伦者，天理也”(二程《外书》卷七) “己者，人欲之私也；礼者，天理之公也”(朱熹《论语或问》卷一十二)。 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区别在于，陆王认为“理”不是外在的客观实体，而是人的“心”或“良知”的先验结构。 陆王心学的伦理思想受孟子的影响较大，而其思维方式又与禅宗的“即心即佛”一脉相承。 二、中国伦理学的结构和基本原理 封建性与民族性的区分是准确把握和认识中国伦理思想的关键。 儒家伦理之所以能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当然与统治阶级的利用与提倡分不开，但统治阶级之所以选用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特点，适合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国情，就是说，它具备了相当程度的民族性。 民族性构成中国伦理思想的普遍性与合理性，也就是“中国特色”的最重要的体现。 中国伦理思想体系主要由三方面内容构成：人伦关系原理，道德主体品格要求，人性的认同。 概括地说，就是人伦、人道、人性。“礼”的法则，“仁”的原理，修养的精神，构成中国伦理体系的基本结构要素。 （一）人伦——“礼”的法则 “礼”是中国文化人伦秩序与人伦原理的最集中的体现和概括，可以说，中国伦理的秩序就是“礼”的秩序。中国伦理思想体系的建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礼”的创造性转化的过程： “礼”的创造性转化 通过西周的维新，把氏族社会作为习俗法规的礼转化为文明社会的秩序，即“周礼”； 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孔子对“礼”进行了伦理化、道德化的提升，实现了礼的第二次转化； 两汉时期，董仲舒把“礼”转化为“三纲五常”大一统的封建礼教，这是第三次转化； 宋明时期，新儒学面对新的社会矛盾和伦理危机，把“礼”转化为神圣的、绝对的“天理”。纵观“礼”的这四次转化， “礼”所包含的民族性因素 第一，五伦设计。 五伦是“礼”的基本构成，以家族为本位，把家族血缘的情理上升扩充为社会伦理的原理和国家政治的原理，建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