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中国文化近代转型——副本.pptVIP

中国文化史 第九章 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一、经世实学 经世致用是伦理—政治型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 清初，历经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的洗礼，深受王朝更迭、社会动荡震撼的士子精英，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以匡济天下为己任，痛诋王学末流的空谈误国，力倡经世实学，以故“通经致用”、“明道救世”成为充溢着阳刚之气的清初学术的灵魂。 道咸间经世实学的内蕴包括： （一）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倡言变法 富于社会批判精神的包世臣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说储》一文，提出废八股、开言路、汰冗员等建策。他尖锐批评清王朝“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 （二）研讨漕运、海运、盐法、河工、农事等“大政” 漕运、盐法、河工在明清时期被称之为“三大政”，清中叶后，随着吏治日趋腐败，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政”弊端百出，已经到了不改革无以运转的地步。最早提出“三大政”综合治理的是包世臣 。 （三）探究边疆史地以筹边防，“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 经世派热心于边疆史地、追求海外新知，则是为了应付“外患”。在研究边疆史地的同时，经世派还将视线投向外部世界。 《四洲志》是由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一部世界地理著作，简要叙述了世界四大洲（亚洲、欧洲、非洲、美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状况，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 魏源根据《四洲志》等材料，编纂了《海国图志》，广泛介绍世界各国（重点是英国）的历史地理、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对近代中国和日本影响深远的口号。 （四）变一味考辨古史为“写当前的活的历史” 注意探讨本朝掌故，纂修当代史，是道咸间学术的又一特色，其始作俑者是魏源。 鸦片战争的刺激，促成他研究清代军事史，并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写成《圣武记》。该书以纪事本末体裁，记述了清朝中叶的用兵情形，试图以清初以来的武功激励国人。 近代新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固然深受西学的刺激和影响，但它毕竟不是西学的简单位移，而是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融合的产物。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道咸间的经世实学起了植物嫁接的砧木作用。换一种说法，道咸间的经世实学是中国“古学”通往“新学”的桥梁。 二、兴办“洋务”与“中体西用”模式 19世纪60年代伊始，中国出现了一股模仿西方工业化模式，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军事——实业一体化浪潮。这股浪潮是由一批具有近代眼光的洋务派大吏掀起的，史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学术界称之为洋务运动。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解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 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相继设立江南制造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等数十家兵工或民用企业，构成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把中体西用的概念说得最为清晰，把中体西用的内涵阐述得最为充分者，莫过于张之洞。 1898年，张之洞撰成《劝学篇》，书中写道：“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中体西用 当然，中体西用论有着严重的缺陷，它仍狭隘，仍有“华夷”等级秩序、文化中心主义等传统心理定势的沉淀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中体西用论回避了现实生活中激烈、冲突的一面，从而徘徊、停留在一种经验论的理论水平上：缺乏思辨理性的深刻、彻底，缺乏更为强大的冲击力量，缺乏昂然深沉的超越欲求。这就不难理解，在维新人士那里，中体西用论被嘲讽为“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严复语）。客观而论，在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中，中体西用论构成了其中的一个阶梯。 三、近代文教机构的兴办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中，有识之士格外注重教育的作用，“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吐故纳新，成为中国文化史一大奇观。 书院改制与新式学堂的设立是近代教育改革的主线。 在西学东渐的氛围中，传统书院的课程设置如注解、史论、诗赋、杂著等科，完全是习弄八股的陈旧范式，亟待更张。 于是，诸如上海格致书院（1874）、正蒙书院（1878）等讲求中西实学的新式书院脱颖而出。与此同时，洋务派着手兴办新式学堂，造就专门人才，以解决传统教育与近代化事业严重脱节所导致的实际困难。 近代报刊的发行及出版机构的建立，是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近代外国商办报刊中，最著名者为《申报》。从1872年4月30日创刊到1949年5月停刊，出版长达77年，是中国近代历史最久的报纸。 在近代出版机构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巨的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分别于1897年、1912年创设于上海。成立之初，两社均以教科书为立足点。后来逐渐形成独特的出版风格：商务以出版西方学术名著、外文工具书见长，中华则以印行古籍和中文工具书饮誉学界。 近代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