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_课程及课程设计及其国内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pptVIP

第十一讲 课程、课程设计 及其国内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中国的“课程”一词的来源分析 西方“课程”一词的来源分析 在中国，“课程”一词最早出现于唐朝。唐朝孔颍达在《五经正义》里为《诗经·小雅·巧言》中“奕奕寝庙，君子作之”一句注疏：“维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依法制。”据考，这是“课程”一词在汉语文献中的最早显露。《诗经》里的“奕奕寝庙，君子作之”，直解为“好大的殿堂，由君子主持建成”。“奕奕”形容宏伟状；“寝庙”指殿堂、庙宇，喻伟大的事业；“君子”指有德者。全句的喻义为：“伟大的事业，乃有德者维持”。孔颍达用“课程”一词指“寝庙”及其喻义“伟业”；既指“伟业”，其涵义必然十分宽泛，远远超出学校教育的范围。 宋朝朱熹在《朱子全书·论学》中频频提及“课程”，例如：“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小立课程，大作功夫”等。这里所说的“课程”主要指“功课及其进程”，与今天所谓“课程”的意义已极为接近。 在西方，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H·Spencer）在1859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什么知识最有价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中最早提出“Curriculum”（课程）一词，意指“教学内容的系统组织”。该词源于拉丁语“ Currere”。“Currere”是一动词，意为“跑”；“Curriculum” 则是名词，原意为“跑道”(race-course)。根据这个词源，西方最常见的课程定义是“学习的进程”（Course of study），简称“学程”。 2.1课程是教学科目 即把课程等同于所教的科目。这种理解强调向学生传授学科的知识体系，但容易忽视学生的情感陶冶、个性培养和师生的相互作用。 课程作为学校教育的构成要素，它必须反映社会的各种需要。一定时期内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总是要通过课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实施对下一代的教育，以培养统治阶级的接班人。而事实上，课程往往最能敏感地反映社会对教育的各种要求，尤其是反映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国家意志。课程的实质内容是由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办学宗旨等规定的，学校要根据国家需要来规定所教内容。学校对课程目标的确定、对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等，绝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是阶级意志和各种社会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受国家意志的制约，课程本身就体现了国家对未来人才要求的意志。 科学的学科门类是学校课程选择内容的最基本的依据，而学科知识总是从一定的知识体系中选择加工出来的，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大大地丰富了课程的内容。 从广义上讲，课程是文化的一部分，课程既传递与创造社会文化，也受社会文化的规范与制约；从狭义上讲，课程是传递文化的工具，是文化的载体之一，文化借助课程得以传播。 课程还包含着人类经验的总结。现代课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积累的经验，体现了人类在总结过去社会实践活动得失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 科学发展的分化、综合和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新学科的不断出现，导致课程不断的产生和更新。 科学的综合化向分化发展再向整体综合方面发展的趋势，使课程设置也出现从综合到分化再到不断出现整体化的交叉边缘学科、综合学科。 科技的迅速发展，也使得课程的内容不仅仅成为只是与某一专业领域的人才相适应的学科；科技的分化与综合要求需要设置广域课程、核心课程等，以不断拓宽课程的范围和相互的交叉与渗透。 同时，随着课程内容与形式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课程的组织形式和手段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由于课程是时代的产物，它产生于社会变化发展过程中的客观需要与人们受教育的客观要求，相应地课程的内容与形式也成为社会发展进程的标志。课程本身的发展水平虽然要受到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外部因素，以及教育者的质量与数量、受教育者需要、学校物质设备与技术条件、学校的管理水平等内部因素的影响，但从课程本身的发展水平中可以看出社会和人们受教育的发展水平，而其中尤其是国民素质进步的水平。 所以，课程与一个国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发展是一致的，也与一国的国民素质相联系的；一个国家课程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往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个教育系统、整个社会科学文化发展程度与国民素质水平的重要标志。 学校的课程无论是在教学科目的设置上，还是在内容的选择和组织上，都要适应每个学生在身心发展上的特点与水平，并不失时机地促进他们的发展。因而，现代学校课程的实施过程绝不是学生单纯地、被动地接受知识与训练技能的过程，而是他们积极地自主参与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