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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密度、服务可及与中国的县域金融 摘 要：农村金融发展的目标是实现普惠金融，缓解和消除“金融排斥”现象。本文基于金融地理排斥的理论模型，运用中国县域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县域地区的金融排斥程度及其成因。结果表明，中国县域具有典型的金融排斥特征，影响中国县域金融密度的因素包括县域地区人口密度、从业人数、人均收入、社会消费、居民储蓄、政府支出、基础设施、教育水平和与省会城市的距离。此外，少数民族和地区变量也对金融密度产生明显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密度；服务可及；金融排斥；县域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8）09-0016-08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8.09.00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经济基础的角度看，“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经济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增长动力以及区域和城乡的差异上。由此，金融业需要从以往注重传统行业转向为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服务，从以往主要为生产者服务转向更多地为消费者服务，从以往集中于东部、集中于大城市更多地向中西部和乡村延伸，从以往动员储蓄、推动大规模投资的粗放式金融发展模式转向利用金融科技、高效配置金融资源的集约型金融发展模式。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相对独立的基本单元。截至2017年底，我国县级行政区划数为2581个，县级行政区域土地面积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90%；县域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5%以上；县域GDP占国民经济整体比重约为50%，县域经济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县域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只占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不到 1/3，2015年县域存贷比仅为57.6%，比城市地区低17.2个百分点，涉农贷款不良贷款率为2.3%，作为县域金融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为6.44%，远高于同期银行业金融机构1.55%的水平，县域金融发展滞后，与县域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相称。究其原因，这与中国县域的金融排斥存在紧密关联。 中国县域地区的金融地理排斥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1998年开始，四大国有银行机构撤并，其中以银行的工作人员数量和吸收存款额为依据，人均存款额（存款额/工作人员数）在50万元以下的营业网点全部撤销，50万―100万元的营业网点部分撤销，100万―150万元的营业网点合并，同时二级分行也大量撤并。1998―2001年间，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境内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达到4.4万个。正是这次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大幅度撤并其基层分支机构，纷纷从效率不高的县域地区撤离，造成县域金融服务缺乏，加剧中国县域的金融排斥。 由于金融机构的分布数量和规模的限制，县域经济中的中小企业和农村经济主体难以获得充足的融资服务，导致金融发展难以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在金融排斥问题被关注之后，学者们的研究证实了金融排斥对县域经济的不良影响。钟笑寒等（2005）利用中国农业银行的数据，研究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网点的收缩，证实其对农村经济的不利影响；杨兆廷等（2009）、王翔（2009）、田杰和陶建平（2011）、石盛林（2011）等学者则进一步证实中国农村金融的地理排斥。 金融发展对县域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因此，金融机构的地理分布直接影响着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并与县域金融地理排斥息息相关。本文尝试分析影响中国县域金融发展的因素，解析导致中国县域金融地理排斥的原因。 一、文综述 “金融排斥”的概念由金融地理学家Leyshon和Thrift于1993年提出，他们在研究金融地理学的过程中发现金融排斥现象，即贫困人群由于地理因素的限制受到金融机构的排斥，使他们难以获得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因此，他们对于金融排斥的研究就是分析特定人群与金融机构的距离。早期的金融排斥实际是金融地理排斥（Geographic Financial Exclusion），而此后金融排斥的内涵得到学者们的拓展。 西方学者最早关注和研究金融排斥的地理倾向性，Pollard（1996）与Fuller（1998）发现金融排斥的地理空间倾向明显，金融机构多在欠发达地区关闭。由于农村地区明显落后于城市，金融服务在农村的单位成本高于城市，人口密集度不同，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关闭率相当高。Lamer和Heron（2002）发现新西兰的金融机构网点主要在农村地区关闭；Argent和Ropey（2000）也证实澳大利亚的情况，除去人口变迁的因素，金融机构仍然呈现出在城市扩展、在农村收缩的不平衡现象。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撤出造成中国县域金融的“真空”，引发我国学者的关注。早期有金雪军和田霖（2004）、武巍等（2005）对金融排斥问题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