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天津城市房屋的租赁纠纷与政府应对.docx

解放初期天津城市房屋的租赁纠纷与政府应对 摘 要1949年天津解放时，房屋租赁关系十分混乱，房主和房客之间纠纷不断。1949年5月，市长黄敬发表了房屋问题谈话，宣布了保护合法私有房屋的政策。但由于谈话缺乏具体执行标准，导致房屋纠纷大量发生。1951年3月，天津市政府颁布了私人房屋租赁暂行条例，并成立了房屋委员会和房屋小组，推动了房屋问题的解决。但在执行过程中又出现了房屋经纪人暗中活动、变相倒兑及空房闲置等问题，天津市政府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基本上扭转了房屋租赁市场的混乱局面。 关键词解放初期，天津，租赁纠纷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20-0065-08 房屋问题是城市社会的基本问题。自近代开埠以来，天津逐渐发展成为北方的工商业中心，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住房短缺在“七七事变”后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城市房荒的不断加剧，房屋租赁关系愈加混乱、纠纷频发，日伪和国民党政府都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对于1949年刚由农村转入城市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房屋问题无疑是陌生的，如何在最短时间内整顿房屋租赁关系、化解纠纷是新政权面临的巨大考验，直接关系到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天津是当时较早解放的特大城市，房屋问题所涉面广，通过考察天津市政府解决房屋租赁纠纷的实践，可以窥见中共在解放初期开展城市工作的具体过程，反映中共的意识形态、策略在面对城市问题时的冲突与调适。目前学界对于解放初期天津的房屋问题尚无专门研究。其他城市方面，有学者对北京的房屋问题进行了研究，整顿房屋租赁关系也有所涉及，但这一问题均非主要考察对象，且京津的房屋问题有相当大的差异。①本文拟根据未刊档案，对解放初期（1949―1951年）天津市政府整顿房屋租赁关系、化解纠纷的具体过程进行梳理，以深化相关研究。 房屋租赁是民国时期天津城市社会中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也是市民解决居住问题的主要方式。1949年天津全市共有房屋1055037.5标准间，②其中住房601727间。在所有住房中，用于出租的为371022.5间，约占住房总数的62%。③天津市公安局1950年1月的人口统计为1790735人，计算下来每间住房约容纳3人，所以全市至少有111万人租房居住。加上出租房屋的房主及其家属，据统计至少有140万人与房屋租赁发生着关系。④由此可以看出房屋租赁与天津市民生活和城市社会的密切关系。 在接管前后，天津的房屋租赁关系非常混乱，表现之一就是租金混乱，具体为租金标准不一、形式各异、租期不定等。租金标准方面，房租高低不单纯看房屋情况，而主要取决于房主和房客协议。即使在同一地区之内，好房与坏房、商业与住宅用房的租金情况也十分混乱，很难找出一定规律。如西关街中凶砖瓦平房，房租高的可以达到每月每间200多斤小米，但低于5斤的也能占到16.2%。一般说来，新房客的租金高于老房客，无兑底费的高于有兑底费的，小房主的高于大房主的。①租金形式方面，由于物价飞涨，货币房租自沦陷后就逐渐被弃用。1949年接管后，虽有按人民币计租的，但以小米、面粉计算的占绝大多数，甚至还有以布匹、营业提成、家具提成及劳役等折算的。②由于物价变动频繁，租期一般较短，多以一年或半年为限，有的甚至不定期，房东可以随时增租，随时收房。租约方面也十分不规范，内容各式各样，一个房主同时有好几种租约，内容普遍空洞不合理，如有的写着“修缮、捐税、倒塌及意外事故，房主一概不管”等，也有很多根本不订租约。③在四区的双庆里，房东可以随便更改租约，在与房客的租约中竟然没有租金数额，只写明“租金涨落以生活为准”，房客也表示无奈。④ 房屋租赁关系混乱的另一个表现是纠纷频发。1947年天津地方法院受理的8456件案件中，房屋纠纷以2096件高居第一位。⑤房主和房客之间的纠纷经常见诸报端。1947年5月，一区松茂里的二房东袁赵氏被房东要求增租，而她转租的四户房客全都拒绝，生活窘迫的袁赵氏无奈服毒自杀，幸而被救下，但房客仍拒不增租。⑥1948年7月，因房租纠纷，南市庆善大街35号的房主屡次催房客杨周氏搬家，而杨周氏由于房子难找一时无法迁出，不料竟被房主赶进内房，用砖块把门窗堵住，后经邻居扒开才得救。⑦就在同一个月，龙王庙王家胡同5号的房主夏王氏借口修房让房客搬家，双方爆发争端，家具被乱扔一地，房客两岁的外甥由于惊吓而死，引发一场官司。⑧1948年天津参议会大会宣言中指出：“本市房荒，已成无法救济之问题，房东租户纠纷，实为市民生活中之大病。”⑨进入1948年底，随着周边战事的加剧，大量难民涌入天津，房荒情形日益加重。与此同时，社会上“住者有其房”“共产”等谣言四起，一时人心惶惶，天津城市房屋的租赁关系混乱至极。 1949年1月15日，天津市军管会成立，开始正式接管天津。由于受国民党长期宣传的影响，多数市民对于中共和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