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居民旅游感的影响因素及聚类研究述评.docVIP

国外居民旅游感知的影响因素及聚类研究述评 国外居民旅游感知的影响因素及聚类研究述评　　　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社区有一系列复杂的影响，而目的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决定了其旅游发展支持、旅游参与甚至最终的旅游收益[1-4]，因此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也是旅游文献综述中一个关键议题[5-8]，抛开具体的案例地和目的地社区类型，这些文献综述主要研究了居民旅游影响感知量表的开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历时性变化、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差异、基于旅游影响感知的目的地社区的分类以及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支持的关系等[5，6，8]。国内现有的文献综述多着眼于社区旅游影响感知项目的归纳，忽视了梳理社区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因素、基于社区旅游影响感知的社区分类、社区旅游影响感知变量之间的关系。所以本文的研究目的企图弥补文献综述中这方面的薄弱环节，主要综述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因素，将之分为人口统计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与地理空间三个方面，然后基于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不同因素对社区居民进行分类。针对以往文献综述重综述结论轻研究方法的问题，本文还对主要的数据分析方法进行了梳理归纳，为国内社区旅游影响感知的深入研究提供更具有理论意涵的指导。 　　　　1 社区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因素 　　　　在近二十年来学者们已经逐渐开始研究居民旅游感知的影响因素[1]，相应地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我们大致从人口统计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地理空间因素进行梳理不同影响因素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关系。 　　　　人口统计因素 　　　　人口统计学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出生地、职业、种族、教育水平、居住时间等，是影响居民感知的重要变量，有学者认为，这些因素很可能会影响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时间变化[2]。 　　　　就性别来说，Mason与Cheyne在新西兰乡村的研究中发现，女性由于感知到诸如交通、噪音与犯罪增加等消极影响，比男性更反对旅游开发[3]。Harrill等也发现性别是旅游经济影响感知的重要预测指标，女人比男人对旅游开发的态度更消极[4]。在韩国6个乡村社区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中发现，男性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社会文化影响持正向态度，而女性居民持负向态度[5]。但在澳大利亚太阳海岸的研究中发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感知在性别方面没有显著差异[6]。伊朗的研究表明，性别因素对居民对社会文化的感知具有显著影响[7]。作者们表明这种差异主要由于传统的工资与职业的差异，但是他们也声称这可能也与女性主义的视角有关[8]， 有些女人把旅游者人数增加与社区安全、边际收入减少联系起来。 　　　　年龄也是一个解释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因素。随着二战后婴儿潮一代的退休，寻找工作与游乐的旅游目的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Tomljenovi等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研究[9]发现，年龄较大的居民往往与年轻居民一样支持旅游开发，而年老居民更能容忍国际旅游者，更不担心旅游业消极的环境影响。他们还发现，老年居民显示了较高的对旅游发展适应性和对消极影响的容忍性，他们对旅游业的态度甚至比年轻人更为友善，同时，老年群体也注意到了社区内的犯罪、混乱等，但只有很少的老年人（20%） 将这些影响归于旅游发展的结果。Cavus等在土耳其的研究中发现年龄、居住时间与旅游开发的態度显著相关[10]，但是与Tomljenovic等人的研究不同，他们发现年老居民更多地感知到旅游业的消极影响。而韩国乡村居民旅游感知研究中，年龄较大的、受教育程度高以及较为富有的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影响感知更为积极[5]。Kim研究了韩国首尔居民对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感知差异，发现：年轻人更多地感知到了消极的影响，而女性比男性对影响的感知更为敏感；与其他职业群体相比，家庭主妇则感知到了较多的积极影响和较少的消极影响[11]。 最近一项在意大利阿尔皮斯山麓年轻人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发现，除了环境影响对社区旅游的参与度外，年轻人总体上对旅游业持积极的态度[12]。 　　　　就出生地而言，Sheldon 与 Var发现威尔士当地人与讲威尔士语的人比非本地人与不讲威尔士语的人对社会文化影响更敏感[14]。同样，Um与Crompton[15]对美国德克萨斯新布朗菲尔的一项研究发现德国人的种族是影响旅游发展态度的一个因素，发现居民对社区有关出生地、传统与居住时间越关心，他们对旅游业积极影响感知得就越少。当地人比外来的人对旅游业更持正面的看法[16]，对地方印象越深刻越能感受到旅游对当地的正面影响，进而越支持旅游发展[17]。对西班牙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目的地居住超过十年的人对旅游发展持消极态度[18]。 　　　　就职业而言，Haukeland在3个斯堪的纳维亚社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发现，那些从事传统产业比如制造业的居民对旅游业消极影响感知的态度最强烈，并且与旅游发展的水平有关[19]。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