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ppt

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宋辽金元 5、叶适的“史法”之议 第四，以往《诗》、《书》之作都有叙，为的是“系事纪变，明取去也”，至司马迁著《史记》，“变古法，惟序己意”，而班固效之，“浅近复重”，“其后史官则又甚矣”，可见“非复古史法不可也。” 第五，“上世史因事而著其人”，而司马迁“变史”，“各因其人以著其事”。 叶适之论，是非得失两存之。其所涉及的问题：一是史家之史笔或曰书法，二是史书内容之真伪，三是史书之体裁，四是史家褒贬之尺度，五是史家应否有独立之见解。 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宋辽金元 6、朱熹:“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大伦理：“《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书及邾盟，朋友之事也；书郑庄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开首，人伦便尽在。”“《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朱子语类》卷八三） “君臣父子，人之大伦也。世衰道丧之日，有无君臣而犹有父子者，未有无父子得有君臣者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八） 大机会：“人读史书，节目处需要背得，始得。如读《汉书》，高祖辞沛公处，义帝遗沛公入关处，韩信初说汉王处……皆用背得，方是。” （《朱子语类》卷一一）由此理解，可以看作是历史进程中带有转折性质的契机。 大治乱得失：“且如读《史记》，便见得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及至后来刘、项事，又知刘之所以得，项之所以失，不难判断。只是《春秋》却精细，也都不说破，教后人自将义理去折衷。” （《朱子语类》卷八三） 他认为《春秋》写出了大伦理，《史记》写出了大治乱得失，它和《后汉书》、《三国志》写出了大机会。 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宋辽金元 7、郑樵论“会通之义”（《通志》总序）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他极为推崇司马迁和《史记》，认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但又有两不足；“得书之路未广”，“博不足也”；“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雅不足也”。相应的，他批评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会通之义”：一是重视古今“相因之义”，意在贯通历史的联系；一是重视历代损益，意在揭示“古今之变”。而在文献学上，则强调“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 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宋辽金元 8、马端临论“会通因仍之道”（《文献通考》序） （1）主张“会通因仍之道”：“《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能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 （2）历史“相因”说新解：“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无连续性）。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有连续性），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 （3）界定“文献”：“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四、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明清 1、王世贞的国史、野史、家史之论 “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史乘考误》卷首小引 四、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明清 2、李贽的历史是非观 “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汉、唐、宋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