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的交互作用.docVIP

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 秦一宇内，凭借武力结束了列国并峙的局面。然而秦以高压手段治天下，激水过山，造成怀山襄陵的大乱，驶道四达，终究挡不住阿房一炬的结局。此无他，为了秦政权缺乏社会基础而已。刘邦以泗上亭长，提三尺剑，却能立四百年基业。 在这四百年中，中国真正的镕铸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这一段镕铸的过程，不在汉初的郡国并建，不在武帝的权力膨胀，而在于昭、宣以后逐渐建立起政权的社会基础。在武帝以后，中国开始了政治至上的一元结构:权力的唯一来源是政治，而智勇辩力之士最后的归结也唯有在政治上求出头；一切其它途径都只是政治势力的旁支而已。所谓“士大夫”阶级也在武、昭以后才开始取得其现有的涵义，而不再是军人与武士的别称。[1] 一元的权力结构与“士大夫”在中国历史上有极度密切的功能关系，有一位社会人类学家认为士大夫是中国社会变动的安全阀，使中国社会史上减少了不少激剧的革命。[2]士大夫一方面是未来官吏的储备人员，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上的领导分子，或以教育程度，或以地位，或以富赀成为乡里的领袖。[3]本文所要讨论的也就是西汉“士大夫”的逐渐形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以及士大夫构成西汉政权之社会基础的过程。下文将逐渐由三个角度考察这个问题:各个时期的政权性质、社会秩序，及地方政府结构；尤其最后这两顼与“士大夫”群的生根茁长似有密切关系。 一 西汉各个时期政权的性质由丞相来源即可看出其不同。自高祖至于景帝，丞相十三人，都是列侯，不为高祖从龙功臣，即是功勋子嗣。武帝朝在列侯之外，加上外戚、宗室，及一个临时封侯的公孙弘。昭、宣两朝的丞相则绝大多数出身郡县掾吏或公府僚属，都是文吏。元帝以下，丞相多属儒生，除王商是外戚外，多是经学之士，见下表。[4] 史家亦早已指出:汉初丞相专任列侯的事实。范晔在《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末曾论赞: ……降自秦漠，世资战力，至于翼扶王运，皆武人堀起。亦有鬻缯屠狗轻猾之徒，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缧*[纟+也]，信越终见葅戮，不其然乎。自兹以降，迄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5] 武帝的朝廷则又显出另一番气象，《汉书·公孙弘传》赞: ……是时漠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坚，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6] 诚所谓异途竞进，汉兴以来号为得士。然而仔细检核，这时期表面上似乎活泼的社会波动，事实上只是若干特例，影响只及于皇帝特选的个人，并没有一个制度化的上升通道，从社会基层作普遍的选拔。易言之，从汉初的功臣集团独占性质演变到武帝时的名臣出身庞杂，也许只是表示功臣集团的权力让渡给皇帝一人，并不是政权的社会基础有任何改变。 汉初功臣集团对于高祖本人的领袖地位，自从韩、彭、黔、陈被削平后，始终确信无疑。因此王陵和申屠嘉才有“天下是高帝天下，朝廷是高帝朝廷”的想法。[7]同时，他们也分沾高祖的所有。如前所说，丞相必自列侯中选任，到功臣老死殆尽时，申屠嘉以当年队率之微，也居然擢登相位。郡守中以高祖功臣身份出任者也占不少。[8] 在这种狭窄的小集团观念下，首都区域的关中并不把关东视为可以信赖的部分。文景以前的诸侯王始终是中央猜疑见外的对象。入关出关须用符传，关防严紧，宛如外国。《新书·益通篇》: 所谓建武关、函谷关、临晋关，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所谓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得泉则权益重，其国泉车骑则力益多，故明为之法，无资诸侯。[9] 《汉书·景帝本纪》中元四年: 御史大夫绾奏，禁马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者，不得出关。 《昭帝本纪》始元四年: 夏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孟康曰旧马高五尺六寸，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今不禁也。)[10]可知对东方防范之严，到昭帝时方才放宽。 “王国人”不得宿卫，不得在京师选吏，也就是说，王国的人民虽然也是大汉的百姓，却不能和大汉诸郡的人民平等。[11]以李广的战功，和梁孝王的为汉力拒吴楚，终以李广曾受过梁王的将军印，而有功不赏箱。[12]武帝建立的阿附藩王法，禁止官吏交通诸侯王。[13]五经博士的举状中，据《汉官仪》，有“身无金痍痼疾，世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的句子。[14] 另一方面，诸侯王在景帝以前对于国内有相当大的权力，而诸侯王所封的地方又是关东文化传统深厚的区域，再加上中央官吏鄙视“山东”人士，《盐铁论·国难篇》所谓，“(丞相史曰:)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学皆出山东，希涉大论。”[15]于是山东豪俊往往先在诸侯处试试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