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危险度评价概述(DOCX 34页).docx

环境危险度评价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第一节 概述 危险度评价（risk assessment）即基于毒理学试验资料，化学物接触资料和人群流行病学资料等科学数据的分析，确定接触外源化学物后对公众健康危害的可能性，发生损害效应的性质、强度、概率，确定可接受危险度水平和相应的实际安全剂量，为管理部门制定和修正卫生标准，制定相应法规，确定污染治理的先后次序，评价治理效果提供科学依据的过程称为危险度评价。 一、发展历史 1.占卜术（算命） 危险度研究在人类史上已有很长的历史，公元前3200年，Sumerians有一类特殊的神父—Asipus，他们的职责是用简单的方法来占卜吉凶（估计危险度）。 我国流传非常算命方法中也有一些危险度评价的内容。 2.近代的发展 健康危险度评价(health-based risk assessment)，又称健康风险评价，是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之间的桥梁。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科学研究-危险度评价-危险度管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1994年作了补充修改和肯定。这一框架已为国际学者和国际研究机构广泛接受。 。 二、为什么要进行环境危险度评价？ 1.必要性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美国国家环保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以及我国政府已对环境中的一些有害物质制定出卫生标准。但是，在这标准之下就安全吗？如果一般人群终生暴露在100种化合物下，每种化合物的安全标准为10-6，它们毒性相加的结果实际上并不象想象的那样安全。而进行环境危险度评价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2.成功的个案 英国医生Doll和Hill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就是较早危险度评价的成功案例。 1996年加拿大联邦—省饮水分委会应用混合物危险度评价的方法制订出第6版《饮水质量指南》，涉及60种化学物质的最大允许浓度（MACs）。 三、危险度评价的局限性 目前采用的“危险因素评价”方法表现出了它的局限性，正日益受到流行病学界内外的评议。例如针对一些病因学研究中相互矛盾的现象，Taubes认为“流行病学在病因推断上面临其自身的极限”。 1.得出相互矛盾的结果 例如戴文灿认为被动吸烟是女性肺癌的重要危险因素，而徐肇翊等却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在室内的氡与肺癌、杀虫剂残留物与乳腺癌、高压线电磁场与脑癌、淋巴瘤、白血病等关联上也有许多结果矛盾的报道。 2.难以区分低危险因素 低危险因素在慢性病中经常存在，它既可为高危险因素所掩盖，也可能为偏倚及混杂因素所干扰。这种偏倚及混杂可以来自多个方面，如询问偏倚、回答偏误、选择偏误、意愿偏误、错误分类偏误、回忆偏误、出版偏误等；也可以由不同因子之间、因子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然而低危险因子的作用不可忽视，特别在高发病率疾病。例如一种发病率为12%的疾病，其RR为1.2，就可在10万人中增加2000个病人。 3.危险因素得不到合理性的支持 吸烟主要诱发肺癌中的鳞癌，而被动吸烟能诱发肺癌的报道则多为腺癌。又如烧煤的空气污染在中国已存在几百年，而女性肺癌却是近30年才迅速增加;东西方国家室内空气污染情况大不相同，但女性肺癌的情况却极其相似。 4.研究中重视阳性结果 研究中重视阳性结果，轻视阴性结果和低危险因素；重视导致疾病的危险因素，忽视阻抑疾病发生的保护因素；重视环境危险因素，忽视自身遗传因素，妨碍了对疾病病因的深入研究和合理解释。 关于肺癌的“遗传” 在美国进行的一项人群为背景的多因素研究中发现:肺癌病人的一级亲属患呼吸道癌症的危险性增加30%（95%CL0.9～1.8），肺癌病人的女性亲属患肺癌的危险性增加3倍，而且这种危险性的增加不受吸烟史的影响。 导致局限性的原因 1）病因理论的不完善 现有的病因理论在群体病因与个体病因的关系，病因、危险因素与决定因素的关系，病因的作用模式与疾病预防的关系方面存在缺陷。它将人群看作是个体的简单叠加，妨碍病因学研究进入宏观（群体）水平。病因、危险因素、决定因素的概念也是交互不清的，是不同学者从不同需要的角度提出的，应该重新界定。 2）慢性病病因的多因素 慢性病的病因是多因素的、多层次的，其作用是长期、交叉、复杂的，使慢性病因的危险因素评价增加了难度。传染病简单的病因链作用模式已不适合慢性病复杂的病因网作用模式。 3）缺乏长期定量测定暴露的方法 缺乏长期定量测定暴露的方法，难以正确计算和评价危险度。环境暴露量的测定是病因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方法有问卷法、固定点采样法、个人采样器法和生物学监测法，目前常用的问卷法会导致暴露描述的重要偏差。最有意义的是将个人监测与生物标记监测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