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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的比较研究 作者：严立贤 中国和日本同属非西方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同样都是在西方资本主 义入侵的冲击下，开始在政府的主导下，推行自上而下的工业化并由 此开始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过渡过程的。但是，中日两国的工业 化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日 本在 20 世纪 10 年代以前就初步培育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而中国则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清末新政，不仅没有初步培育出近代资本 主义经济，清政府反而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了。中日两国在由传统经 济向近代经济的过渡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本文试图对中 日两国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时期两个经济因素的考察，分析中 日两国早期工业化出现反差的根本经济原因，以为中日近代化比较研 究提供一个新的视点。 一 任何一个封建社会都存在着封建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与 此相应的封建商品流通机构。但是，像日本这样封建的商品流通机构 如此发达和完备的现象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里所谓封建的商品 流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赋税和地租为基 础的商品交换，二是以农民的必要生活产品为基础的交换。 日本是一个幕藩制的封建国家，各藩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 上也是与幕府相独立的，各藩均具有能够自给自足的产业和经济结 构，以及相对独立的市场体系。藩领域内不能自给的原料和产品，原 则上一律通过城下町、通过城下町内为作为领主的大名所特许的批发 商统一从领外输入，领内土特产品的输出也由城下町的批发商统一进 行。农民作为调剂余缺的使用价值交换（也即以必要生活价值的交换） 也必须在城下町或作为城下町的派出城市的在町中为领主所控制的 市场内进行。这样，大名就在藩领域内确立了相对独立的市场体系。 这种以藩为单位的相对独立的市场体系叫做“藩领域市场”。大约在 宽文元禄时代也即 17 世纪初前后，各藩都确立了藩领域市场。[1][1] 但是，藩领域市场并不是一个自足的市场体系，它还严重依赖于 中央市场。这是因为：一、大名虽然相当于西欧领主封建制当中的领 主，他们所得到的贡租虽然也是实物地租，但不象西欧那样各种生活 用品按比率征收，而是以米为主，所以他们必须把米投入流通领域， 以换取货币和其他生活用品，而商品米的最大消费地不是藩内市场， 而是京都、大阪及作为幕府的城下町的江户等几个中央城市。二、虽 然在各藩的城下町中，存在者由大名所特许的手工业者，但其数量不 多，所生产的布料及其它手工业制品远不能满足大名和武士阶级的需 要，更多的手工业制品要从中央市场上获得。如京都的西阵是当时的 大名、武士和富商所消费的丝绸材料的主要生产地。三、幕府对于大 名的权力尤其是经济上的权力，要比西欧的国王对于领主的权力大得 多。如幕府具有垄断性的货币发行权和金银矿的开采权；对大阪、京 都和江户等具有中央市场功能的中央城市的直辖权；要求大名每隔一 年携其家属到江户去住一年以防止他们谋反，也即参勤交代的权力， 大名在住到江户的时候，需要从市场上换取大量的货币。这些因素都 促使各藩国严重地依赖中央市场。上述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使得全 日本从农村到藩领域市场再到中央市场，形成了一个触角伸至农村各 个角落的、非常发达和完备的封建商品流通体系，无论是统治阶级还 是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农民都被严格编织在这一体系之中。而承担这个 商品流通体系的商品流通功能的，则是所谓的批发商（问屋）体系。 在当时的中央城市，集中着大量批发商组织，它们或按行业或按区域 组成各种批发商行会。如大阪在正德年间已有各式批发商 81 种 16763 家，[2][1]京都有各种行业批发商及国批发商 397 家，另有外贸批发 商 120 家，[3][1]江户的批发商被按照经营品种分成 10 组，称作“十 组批发商”。[4][1] 具有发达而完备的封建商品流通机构是日本的独特特征。在中世 纪的西欧，在封建城市中也存在着类似日本的批发商体系的商业行 会，但是，其势力仅限于城市内部，最多能伸展到城市周围的农村地 带，离城市较远的广阔农村地带只受居住在农村庄园里的封建领主统 治，而不受封建城市的统治。到中世纪末期，经过一场“封建危机” 以后，随着农民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庄园逐渐趋于解体，农民逐 渐从封建领主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形成了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独立的 独立自营农民——约曼农。封建庄园解体的地方，都是不受封建统治 的自由地方，也是城市行会所不能触及的地方。随着封建庄园不断瓦 解，封建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