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新政时期的经济政策——近代经济政策转变的开始.pdf

洋务新政时期的经济政策——近代经济政策转变的开始 近代经济政策转变的开始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东方大国开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 进程。但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天下大势的 变化，几乎未采取任何应变措施。 直到六十年代，太平天国革命和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清王朝带来创巨痛深的打击，一部分官僚才对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有所认识。慑于西方的船坚炮利，清政府着 手举办 自强新政，标榜图强、求富，意图实现末世王朝的中兴 。由此，以农立国、辅以工商的传统经济政策有了转变的迹象；传 统的市场经济也有了向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趋向。 自强新政开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清政府为应付危局，相继采取了 举办新式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等重大措施，并带动了部分私人资本投 资于新式产业，产生了早期的资本家；社会各阶层也开始关注起洋 务来。中国社会过去是林则徐、魏源等个别先觉者的吁喊，曲高 和寡；此时已有一批进步的士大夫议论、思索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等重 大问题。于是，由政府主持的 自强新政引起联动，形成后人所称的 洋务运动。然而，图强、求富的目标并未达到。笔者以为，自强新 政和洋务运动之间似不宜完全划等号。不能因为自强新政的种种弊病 就完全否定了洋务运动；也不能因洋务运动开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 程，就完全肯定新政活动。 一 图强、求富与制器、浚饷源的目标 在遭到创巨痛深的打击后，清政府中的一部分官僚（主要是洋务派 官僚），已意识到图强、求富的重要性。他们试图通过举办自强新政 来中兴衰弱的封建王朝。当时的状况是，在衰朽的封建体制中，以 较为开明的洋务派集团来具体贯彻图强、求富的意图，负责自强新政 的实施，落实练兵制器筹饷等活动，甚至直接插手企业的经营管理。 洋务派承担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执行人角色。这也是在当时的制度环境 下的无奈选择。 相对而言，洋务派对当时局势的认识较为清醒；也意识到存在自强的 机遇；预期新政将给清王朝带来中兴的益处。 他们认识到清王朝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之中。洋务派首脑李鸿章 说：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 东南沿海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 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 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万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 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 变幻如此，而我尤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 方，诚未见其效也。……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不可久也。 认定不自强不能挽救危局；而且主张抓住机会，不能拖延。处今 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之咎。过 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 为西太后所重 用的重臣恭亲王奕訢也认为，洋人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 固非独一日本为然。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 否则我无所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使一朝反覆，诚非仓猝所能筹 画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 失机宜。 最高统治者也承认：外国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 强为定准。 洋务派的活动，在不动摇西太后的权威（或西太后自认 为不会动摇其权威）的时候，得到了西太后的支持；洋务派也权倾一 时。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三日（1867.2.27）的懿旨对洋务派褒奖有加： 三载考绩，为国家巨典，中外满汉诸臣有能为国宣劳，勋猷卓著者， 允宜特予甑叙，以示宠荣。兹当京察届期，吏部开单题请，详加批阅。 恭亲王首赞枢廷，于今六年，小心谨慎，夙夜勤劳，克尽匡襄，深资 辅翼，著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吏部尚书文祥、户部尚书宝鋆、都察院 左都御史汪元方同心赞画，勤慎和衷，均 著交部议叙。协办大学士、 两江总督曾国藩，公忠素著，保障东南。陕甘总督左宗棠，严疆剔 历，谋画忠诚。湖广总督李鸿章，才略优长，不辞劳瘁。四川总督骆 秉章，老成硕望，宣力弥勤，均著交部从优议叙。余著照旧供职。 又 据史料，光绪亲政后，现在办事一切照旧。大约寻常事上决之，稍 难事枢臣参酌之，疑难事请懿旨。 （光绪）事太后谨，朝廷大政， 必请命乃行。 洋务活动也渐渐为社会所接受。有人用不无嘲讽的语 气描述道：时在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 以其人非丧心病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