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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的经济法规 经济法规是保障社会经济生活正常运转的重要手段。一个国家如果 没有完善的经济法规，政府就不能有效地管理社会经济，也无法保证 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发展。20 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朝野部分有识之士，初步意识到制定和实施经济法规的作用；清政府 为推行“新政”，发展近代工商业，也陆续制定并颁发了一系列前所 未有的经济法规。这些举措，不仅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而且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主要论述清末 经济法规的产生、种类、意义及其局限，不妥之处尚祈方家匡正。 一、清末经济法规的产生 清末经济法规的产生，是清政府于 20 世纪初推行“新政”，实 行奖励工商、振兴实业政策的结果。我们知道，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 王朝长期奉行的政策，工商业者得不到任何法律保障。但到 20 世纪 初，清朝统治者从欧美列强以工商立国而臻于富强的事实中获得启 示，认识到“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朱寿朋编《光绪朝东 华录》（四），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4601 页。》，由此从重农抑 商一变而为大力振兴工商。清廷上谕称： “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 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 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光绪朝东华录》（五），第 5013 页。》 随着重商政策的推行，清朝统治者很快即意识到制定经济法规的 重要性。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癸已上谕已提及拟订经济法规之 事，此谕虽仍标榜“我朝大清律例一书，折衷至当，备极精详”，但 也不得不承认“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 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 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同时还要求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 例，咨送外务部”，并渝令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大吏“慎 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候简派，开馆编纂”《《光绪 朝东华录》（五），第 4388 页。》。清政府推行重商“新政”的实 际步骤，首先也是设立商部和拟订经济法规，并特别提出要率先拟出 商律以尽快颁布施行。1903 年 4 月，清廷渝饬设立商部，同时“著 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俟商律编成奏定后， 即行特简大员，开办商部。其应如何提倡工艺，鼓舞商情，一切事宜， 均著载振等悉心妥议，请旨施行，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 丝毫隔阂，致启弊端，保护维持，尤应不遗余力” 《《光绪朝东华录》 （五），第5013 一 5014 页。》。由此可见，清政府在推行振兴工商 政策之始，就比较重视制定和颁行经济法规。 不仅清廷颁发了一系列上谕，一些督抚大吏和新成立的商部，对 制定和颁发各类经济法规的重要性及其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归纳有 关言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颁行商律以促进工商业发展。刘坤一、张之洞于光绪二十 七年（1901）八月联名呈递的长篇奏折中说：“欧美商律最为详明， 其国家又多方护持，是以商务日兴。中国素轻商股，不讲商律，于是 市井之徒，苟图私利，彼此相欺，巧者亏逃，拙者受累，以故视集股 为畏途，遂不能与洋商争衡……必中国定有商律，则华商有恃无恐， 贩运之大公司可成，制造之大工厂可设，假冒之洋行可杜。”这样， “十年以后华商即可自立，骎骎乎并可与洋商相角矣”《《光绪朝东 华录》（四），第 4763 页。》。商约大臣、工部尚书吕海寰也吁请 清廷“通饬各督抚体察各省情形，统筹全局，订明东西通行法律，由 法律以审定商律，由商律以措施商政”《《商约大臣工部尚书吕奏请 速订东西通行律例以保主权而开商埠片》，《东方杂志》第 2 卷第 6 号。》。新成立的商部则指出，没有完善的商律，工商业发展便有诸 多障碍。“从前开设局厂，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每因章程未善， 不免有牵掣抑勒等弊，以致群情疑阻。”《《光绪朝东华录》（五）， 第 5073 页。》清廷上谕也明确表示，函需拟订商律，“庶几商务振 兴，蒸蒸日上，阜民财而培邦本”《 《光绪朝东华录》（五），第 5014 页。》。以上这些论述，都强调了拟订经济法规对促进工商业 发展的重要作用。 其次，制定有关经济法规以保护工商业者。李鸿章指出：“泰西 各邦，皆有商律专以保护商人，盖国用出于税，税出于商，必应尽力 维持，以为立国之本。”《《钦差商务大臣李谢恩折》，《江南商务 报》第 3 期。》虽然其动机是为了向商人收取更多的捐税，但以商为 “立国之本”，并提出仿行西法制定商律，用以保护商人，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