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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性经济人到生态理性经济人(上) ——《绿色民法典》的人性预设 吕忠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目 次 一、“经济人”假说与民法 二、剖析“经济人”假设 三、预设“生态理性经济人” 现实的人性是人的各种本质属性交互规定的表现，人性预设是根 据一定的价值取向对这种规定体的表现有选择地抽象、摄映 [1]。按 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一般，研究者往往以一定的人性预设为 “公设”，然后以该“公设”为前提，并源此推导和构建其理论系统。 对于这种一般的研究规律，法律学科并无二致，它也是在一定的人性 预设基础上构建的理论与实践系统。 我们知道，民法是建立在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市民社会 理论经历了由古代到近代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民法的人性标准 也随之经历了从“道德人”向“经济人”的变化。民法由近代向现代 的变迁，发生了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变革，种种变革无一不是拓 1 展“经济人”理性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社会化的过程就是 对经济人“理性”由个体性判断转向社会性判断的过程，是对于经济 人的人性预设进行变革的过程。 二十一世纪作为生态世纪，法律的生态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 流。正如法律的社会化(包括民法的社会化)首先要对传统的“经济 人”预设提出挑战一样，民法的生态化也必须反思“经济人”预设对 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问题与困境，并且进一步提出拓展“经济人”理 性的新的人性预设。 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论出发，“理性经济人”预设存在诸多不足 与缺陷，“理性经济人”的“不理性”是经常而普遍的，正是这些 “不理性”行为导致了环境污染与破坏的产生与发展。如何克服经济 人的“不理性”，并将其引入到符合生态规律的理性之中，是“绿色 民法典”起点与归宿。因此，进行新的人性预设是制定真正的“绿色 民法典”所必须完成的工作。 一、“经济人”假说与民法 (一)“经济人”假说 1.“经济人”的提出 1705年，伯纳德•曼德维尔发表了其富有浪漫主义的作品——《蜜 蜂预言：或私人罪恶、公共利益》，以讽喻诗的形式叙述了一群蜜蜂 2 的兴衰史：在它们自私地追求豪华、虚荣的时候，整个社会反倒兴盛 繁荣，人人都有工作;在它们不再那么邪恶，舍弃奢侈生活的时候， 却带来了生意萧条、民生凋敝。曼德维尔的作品至少有两个寓意：一 是现代社会的运行有赖于个人的自私自利动机;二是挥霍才会带来经 济的繁荣。 这本书的观点提出之初被认为是有碍公众视听的异端邪说，但却 一直流传。1776 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将曼德维尔的第 一个寓意理论化，形成了“经济人”假说。 所谓“经济人”，也就是设法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满足的人， 或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 [2]。具体而言，“经济人”除了他自己的利 益追求、他自己的最大满足以外，并不关心他人，也不同情他人。斯 密曾形象的说明了经济人的这一特性：“我们不能从屠夫、酿酒家或 烤面包师的仁慈，来祈盼我们的晚餐，而是从他们自利的考虑，我们 不要诉诸他们的人道，而要诉诸他们对自己的爱，永远别向他们提到 我们的需要，而要向他们提到他们的利益 [3]。”在他看来，“经济 人”把任何社会性的合作活动都视为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经济 人”为了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就需要计算 怎样的行动才能最为有效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算计的理性，就是 通常所说的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不关心行为的价值意义的。 “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特性决定了他只要能够通过 自己的谋利活动实现利益最大化，他就没有理由参加任何社会性活 3 动。但现实的社会分工又决定了社会的成员必要而且必须进行社会交 换，以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满足。“经济人”的这种社会交换活动需 要一定的场所或条件，到目前为止，这种场所或条件就是市场。在斯 密看来，市场就是一只“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