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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人性理论对比分析 一、西方人性假设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的观点最早是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他认为经济现象是具有利己主义的人们的活动所产生的，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之有利于他人，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泰勒制是其典型的代表，这个经济理论对应的管理方法就是用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管理人，从而达到预期的目标。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和西方，这种人性假设下对应出现的管理政策确实可以产生积极的作用，对应的是中国政治上的稳定，西方经济利润的增加。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理论的片面性也更加凸显，这种人性假设的实质是把人看作一种单纯的动物，无视和抹杀了人的社会性。在这种人性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管理措施，不可能真正、持久地调动人的积极主动性以及激发人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 （二）“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是梅奥总结了霍桑实验，提出了“社会人”的人性假设。“社会人”的观点认为，工人不是机械被动的动物，对工人劳动积极性产生影响的也绝不是只有经济报酬，工人还有一系列社会的、心理的需求，比如对尊重的需求等。这种“社会人”假设的观点类似于孟子“性善论”中的观点，将人性向好的一面去看，不再片面地将人性看作追求利益者，而是把人的社会需要看作人类行为的动机，“社会人”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在劳动中与其他人交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获得社会的认同，这就给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自我实现人”假设 由美国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马斯洛提出。他认为：“人拥有五个层次的需要，即生理的、安全的、爱与归属的、尊重的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每当一种需要得到满足时，另一种需要便会取而代之。”其目标就是自我实现，竭尽所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利用自己的天资和能力，使自己变得完美。该理论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人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立体的个体，个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西方哲学思想中的人本主义思想，重视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他强调发挥人的潜能与价值，由此也推动了现代“以人为本”的管理。 （四）“复杂人”假设 美国行为学家沙因对人性进行了归类，并且提出了四种人性假设，除了上面提到的三种之外，又提出了“复杂人”假说，即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需要和不同的能力，工作的动机不仅有复杂性而且有不确定性，人的许多动机安排在各种重要的需求层次之上，这种动机阶层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也是不一样的。人可以依照自己的行为动机、工作能力及工作性质对不同的管理方式作出不同的反应。沙因基本上将人性的各种情况作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归纳，给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时代任何人的万能管理方式。 二、中国早期人性假设 （一）“性善论” 首先提出“性善论”的是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认为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就是仁义礼智，这些不是从外部给予我的，而是我自己本来就拥有这些的。[1]在管理学的角度上，孟子的“性善论”主张管理者应该施以仁政，因为人的本心是善的，是好的，所以管理者应加以引导，使其顺应自己的统治。 （二）“性恶论” 荀子作为“性恶论”的代表，他的思想与孟子截然相反。“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否定性善是与生俱来的，认为人生来是恶的，肯定性恶是人的固有的本质，主张对人的管理办法是教化人性，变“恶”为“善”。由此他提出了“化性起伪”的著名论断。这一转化需要由圣人教化大众，而这一过程便产生了礼义，法律制度也同时产生了。 （三）人的需要及其层次 《论语》《庄子》《列子》中逐渐认为人对生理享受、财富、权势、事业成功的追求是人的四种需要，这和马斯洛理论中的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已经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其他学说 董仲舒、韩愈、王充提出了“性三品”说，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人性二元论”，王守仁的“心性合一论”，王夫之的“性日生日成论”等 三、中西方人性假设的比较 （一）中西方人性假设的相同点 1.理论观点都是从片面到片面再到全面。中国早期的人性假设先从孟子的“性善论”再到荀子的“性恶论”，这是对人性从片面的善再到恶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说”，虽然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但是相对于前两者单一的人性论，“性三品说”做到了能够把人的个体的差异概括进来，注意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 西方的人性假设也是从“经济人”到“社会人”，之后又出现了“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理论的发展与中国早期的人性假设类似，都是先片面地提出观点，再从片面到全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早期管理者在运用这些片面理论所对应的管理方法时，发现这些管理方法并不能真正激发被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或者说达不到应有的管理目标，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