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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学术新局面的开幕曲 1
一首学术新局面的开幕曲
——读宋瞳《清初理藩院研究》感想
乌云毕力格
宋瞳博士的专著《清初理藩院研究》即将和广大读者见面了,作为本
书的第一位读者,我深感荣幸。在新书问世之际,谢谢作者允许我在新作
开篇之处写几句读后感。
宋瞳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培养的第一位博士,作为导师本不该
说太多赞美之词,但是也不能因此而无视学生成果中的闪耀的学术亮点。
宋瞳这部专著是清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就中国大陆清史学界而
言,它具有肇始一种新风气的划时代意义,是正在形成中的学术新局面的
一首开幕曲。从这个角度讲,该书的普遍的学术意义远远超过了本身的
价值。
宋瞳这部书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讲。第一,该书的出版无疑宣
告了中国大陆清史学界不谙满文、史料运用上一条腿走路的旧时代的终
结,开启了一个以多语文献进行研究,以“遗留性史料”评判、甄别、纠正和
补充“记述性史料”的新风气。史料的价值本不在语种,而在于它形成的
最初之目的、用途,一个没有讲述历史目的的资料做史料时,它往往是可信
的。然而,清史史料有其独特的一面。清朝是满洲贵族建立的国家,满语、
满文具有国语、国文地位,清朝入关前自不待言,就是统一全国以后的相当
长的历史时期,很多重要的中央和地方的文书资料只有满文而没有汉文。
清朝统治的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相关边务和民族事务的重要档案文书基
本上都是满文的。满文的运用,不是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只有在入关前和
清初,而是贯穿整个清代,现存满文档案中有很多鸦片战争以后的档案,一
2 清初理藩院研究
直到辛亥革命前后,满文仍在大量使用。满文资料几乎都是各个历史时期
的档案文书,而非史书类的记述性文献。正是这些原因,满文史料对清史
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然而,不必讳言,以往我们大陆清史学界,
对满文档案史料的重视严重不足,我们清史研究主力队伍中几乎不见精通
满文的学者,即便偶尔会有个别人一定程度上用满文资料,但连这样的人
都是少之又少,以致于被国际上的同行学者们所诟病,无法形成和国际学
界平等对话的局面。宋瞳自2007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后,第一学
期就开始学习满文,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他现在已达到熟练运用满文文
献的水平。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开始大量翻译顺治朝满文题本,并
利用这些题本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考察《大清会典》等政书中有关理藩
院的记载,对理藩院职能相关的清初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进行深层次的探
究,使清初理藩院研究向前大大地迈出了一步。他用满文第一手资料评
判《会典》、《实录》等史书,考证史书记载的正误,又用档案资料所记载的
翔实的史实细节来补充和弄清记述性史料的不足。他的这一研究方法,完
全摈弃了以往利用嘉庆、光绪《大清会典》追述顺康时清朝制度、密集引用
《清实录》“论述”清朝史的那些要不得的手段,迈出了他研究生涯的科学
的第一步,让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第二,宋瞳的这部专著的出版,还标志着中国大陆清史研究学界旧格
局的明显改变。以往,我们大陆学界中,满文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利用几乎
是少数民族学者的专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档案的整理、翻译和公
布,与吴元丰、郭美兰、赵志强以及其他诸多锡伯族馆员的辛勤劳动是分不
开的,而边疆史和民族史这个另一半的清史研究领域内,齐木德道尔吉、乌
云毕力格、达力扎布和他们的学生们很早以来就大量运用满文档案资料,
他们都是蒙古族学者。锡伯族的年轻一代学人也正在茁壮成长。但是,除
了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满文的学者外,利用满文从事清史研究的汉族学者微
乎其微。自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本科开设满文课程以来,近8 年来,涌
现出一批精通满文的汉族青年学子,其中的第一位就是本书作者宋瞳。他
们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都大量利用满文档案,个个都具备利用多语种文
献资料的功底。这批青年学子的成长,将会彻底改变大陆清史研究界的一
一首学术新局面的开幕曲 3
条腿走路的尴尬局面,也会改变穿梭于《实录》与《会典》中的研究老路子。
总之,宋瞳专著的出版对我们国内清史学界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我认为,它就像开拓清史研究学术新局面的一首新曲,充满了活力,激励着
他的志同道合的新一代的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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