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教育与社会流动-《教育社会学》.ppt

基于P.M.布洛与O.D.邓肯基本模型确定了如下四个方面的解释内容： 更精确的对父母亲资源测量； 在模型中增加了智力变量或学业能力变量； 增加了社会心理学因素的分析； 对家庭内和家庭之间变量进行了区别。 W.H.休韦尔与R.M.奥塞尔的研究 以P.M.布洛与O.D.邓肯模型为基础，除了附加学习能力变量和其它父母亲资源变量，威斯康星模型附加社会—心理因素的做法取得了成功。 W.H.休韦尔(Sewell)与R.M.奥塞尔(Hauser 1975)在基本模型中加入了邻里关系、学校文本、教育需求、“重要他人的影响”和学习能力变量。 他们使用了历史资料——1957年威斯康星州的高中二年级男生和女生的资料，1964年、1975年和1992年，这些学生的教育和职业情况被追踪。相比于那些不够详细的模型，威斯康星模型对他们的职业提供了更完整和强有力的解释，但在代际流动的解释方面没有显著改变。 这个模型引起了不同的研究，最主要地是揭示不同群体父母亲资源和孩子能力对教育、职业成就的影响作用。 其他研究者使用威斯康星模型对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和中东人口的不同样本进行了研究。尽管结果间存在有趣的差异,但研究者仍得出了下述印象深刻结论，即这些研究的相似性源于相似或相同的变量/测量模型在不同社会中得到应用。 这些资料和模型也促进了有关家庭结构对代际流动影响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当根据能力、教育成就、职业地位、和每个子女的收入来对全体子女测评时产生的“家庭偏见”的重要性。这些研究使用的模型是复杂的，结果也没有最终确定。 然而，父母亲资源通过共同的家庭背景影响子女的教育、职业成就，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兄弟姐妹的共同家庭背景（不考虑性别）只是部分地受到父母职业和教育程度的影响，然而尽管具有共同的家庭背景，子女（同样不考虑性别）在教育、职业成就方面都会发生个体的变化。 这些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家庭结构因素和父母亲职业地位因素一样增加了代际流动机会中的不平等性，但尽管具有共同的家庭和父母亲资源，兄弟姐妹的代际流动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欧洲很多有关学者的研究得到了有可比性的结果，这些结果在不同代际间略有差异。 思考与讨论 在当代中国社会情境下，教育、家庭、个人能力及职业成就是如何影响代际流动的？ 如何评价“我爸是李刚”这一社会现象？ 三、代内流动与教育 代内流动（一代人的垂直流动）研究的发展不如代际流动（两代人之间的垂直流动）研究的发展好。 影响代内流动的变量 父母亲资源 首份工作 教育成就 学习能力 成人教育和职业培训 一般而言，即使在控制了教育成就和学习能力变量之后，也会发现首份工作的等级对实际职业的等级具有大的影响，这表明了教育强大的选择性影响，和劳动力市场中首份工作的强力影响。 在控制了首份工作因素后，教育成就和学习能力因素对于实际工作的直接影响是比较小的。 这表明代内流动不如代际流动重要，同时教育成就因素最为间接地影响代内流动机会。 A.C.特因曼(Tuijnman)的研究 A.C.特因曼(Tuijnman)于1989年进行了一项有关教育对代内流动影响的重要研究。他尝试在瑞典人中确立成人教育或回归教育对职业成就、收入和安全感的影响。 在控制了青少年教育、首份工作、学校能力、和父母亲资源因素之后，他得到成人教育对职业存在持续增长的正面影响，但对收入没有影响的结论。 这项研究表明：尽管（父母亲资源对其具有间接影响的）青少年教育对成人教育的积极影响是强烈的，并因此削弱了代际流动，成人教育仍有可能促进了代内流动。 思考与讨论 在当代中国社会情境下，影响代内流动的因素有哪些，并依据重要性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排序。 结合自身实际，谈谈你对后续工作生涯中职业流动所做的准备及其思考。 四、结构性流动与传播性流动 社会流动是否存在代际或社会差异，是社会流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个问题与某个社会的工业化程度与流动性程度之间的关系存在密切联系。 自由主义者认为工业化与流动性之间存在积极联系，机会的平等性也相应增长。 而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这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联系，即使存在某种联系，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负面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正面的。 而另外的观点认为在某个特定社会中存在与该社会的历史和制度相联系的程度不同的流动（例如：美国是一个高度流动化的国家，而英国则低得多）。 首批经验研究并未区分引起垂直流动中国际变化的两种可能的原因。 原因一 第一个在某个社会中引起代际变化的原因是，在老一代和新一代可获得的地位间存在的差距。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年轻一代相比上一代可以获得更多的高社会地位（这种变化可能产生于该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那么就会产生更多的向上的代际流动，这种流动源于职业结构的变化，所以属于“强迫性的”或结构性的。 如果在某个社会中新一代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