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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观”下的“矫饰之明” —— 《万历十五年》读后记 武汉大学2012 级历史学基地班 2012300950067 陈博洋 读罢《万历十五年》笔者的第一感觉是明王朝泛滥着“瞒”与“骗”。名与实、道德与 行动在在各个社会领域严重地脱节，各种欺上瞒下和虚报、瞒报的账目、国情充斥着这个王 朝。然而大多数人不仅不为此感到不安和诧异，反而愿意去编织更多的谎言先去安抚自己然 后再去安抚或说服他人。黄仁宇先生在其《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一文中举了一个 例子：“例如十岁儿童的皇帝，被耆老重臣称为‘君父’，在明朝亦不设摄政。皇帝为愚顽， 群臣仍称之为睿智，皇帝为暴虐，群臣仍称之为慈爱。这也就是说：理想的至美至善，尽力 使之可能，如真不可能时，则假设其为可能。有时宁可在实质上打折扣，而不放弃其形式。 1 甚至以仪礼代替行政，以表面文章代替实质。 ”如果在《万历十五年》中找到了一个词来 形容这种现象，那就是“矫饰”。王世贞写《张公居正传》时批评过张居正有虚伪矫饰，黄 2 先生用矫饰形容过李贽以及明朝社会 。笔者则认为《万历十五年》整本书都是在围绕“矫 饰”一词做着铺垫、形容和分析。由于黄先生在进行论述的时候，大量地运用着“大历史观” 下的种种概念，因而笔者即从“大历史观”出发去认识矫饰的明朝。 本书几乎每章都会提到的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两者往往不能被有机地统一起来处理问 题，即道德往往超越法律甚至抛开法律直接干预影响行政、司法，而不是严格地根据依据道 德原则和实际可操作程度所制定的具体法律条文去进行行政、司法。此现象的内核是矫饰的 普遍化和深刻化。人们重视道德，便一切以道德作为评判标准。整个社会从庙堂之高到江湖 之远，人们把道德作为一种社交工具、展示工具乃至于攻击武器。这一点在文官集团的斗争 中暴露无遗。譬如本书第二章中所举的“三千亡命之徒，丛聚为盗”的例子，只要有人想指 责他，无论他是积极处理还是消极处理，到头来都会被批判，要么被指为“浮躁轻率，以致 3 迫使亡命之徒铤而走险”要么被指为“因循贻误，缺乏胆识，以致事态不可收拾”。 更为可怕的是一旦这种道德的“器用化”被人们所熟稔地掌握后，即便在遇到真的道德 规劝也会对其发生误判甚至故意曲解，譬如人们在面对海瑞的时候。第二章中提到的申时行 的当务之急是增加文官之间的相互信赖，其实就是反证了由于道德变作人们争名逐利的武器 后丧失了其原有的感召力和教化作用而沦为具文的悲惨现实。既然是争名逐利，就难免造作 夸饰，掩盖真相，那万千士大夫们也就不约而同地用道德矫饰着自己的行径，毕竟这是大明 王朝为数不多的可以拿上台面的话语体系——道统纲常。 黄先生用“潜水艇夹肉面包”形容明代社会形态，笔者认为此种社会形态催生、演化出 了“矫饰”这一特性并受“矫饰”的桎梏，愈发难以改进。黄先生说：“……这社会形态， 有如美国所谓‘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 ）。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 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万成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 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 4 复。上下的联系，依靠科举制度。今日我们看来，无法避免它落后守旧的观感。”那么“矫 饰”是如何体现在这一社会形态中呢，试以纵向运动观察之。纵向来看这一结构，如果下层 的农民不甘于代代务农而欲向上挤入文官集团，则必须经过科举，只能选择“代圣人立言” 去循规蹈矩地学习八股。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个家境贫寒的书生，受到家族或宗族的资助入 1 [美]黄仁宇：《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李约瑟博士所称中国官僚主义的一个例证》，《放宽历史 的视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第47 页。 2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第225 页。 3 《万历十五年》，第66 页。 4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