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时期需要什样的文学--文艺理论家陆建德访谈.docxVIP

“伟大时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文艺理论家陆建德访谈 HYPERLINK / ?2013年04月12日08:11?熊元义 　　熊元义：记得在《中国文学年鉴》(以下简称《年鉴》)创刊30周年的时候，您曾写过一篇论文《我们可能正在目睹一个伟大时期的开端》，这个题目很有气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很想进一步地了解您对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文学包括文学研究有何期待？ 　　陆建德：《年鉴》创刊于1981年，是一种“在场实录”式的、活生生的文学编年史，它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与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现在30多卷图书已经成了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教育机构的必备之书。 　　1981年陈荒煤为《年鉴》创刊号撰写了前言，既是一篇总结，也是对文学的捍卫。这30年来我们的语言变了，我以乐观的态度看待这种变化。荒煤强调“文学的客观规律和特殊规律”，无非是指文学是“形象思维”，是“人学”，不同于哲学和政治，这是针对当时“‘左’的思想流毒”而言。1981年，“伤痕文学”还在发酵，荒煤想为之正名，强调这新兴的文学在特定时期也是政治上的批判武器。现在回想起来，把“文革”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归罪于几个人，未免过于简单。巴金在回忆录里就追问自己的责任并深刻反省，这是新的声音，但是很微弱。 　　熊元义：当时缺少这种“问责与反省”的声音，这是否与那时的政治文化氛围有关？ 　　陆建德：当然与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关，还有更复杂的原因。譬如说，“文革”期间下乡的知识青年会写作，这是农村本地的青年一般所不具备的能力。马克思谈到法国农民时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农村和农民主要靠来自城市的知青来写，这其实牵涉到社会权力关系问题。青年学生到了农村，像农民那样生活，就自叹不幸，那么农民就命该如此吗？这样说绝无为当时政策辩解的意思。城市青年到乡下后，也可以敞开自我，从新的生活方式中认识社会，得到人生的教育。但是那段时期的文学主流却假定，被发配到农村是罪过，至于当地人生活状况如何，城市户口的种种特权和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是否合理，一律不问。城里人对自己习惯性的势利和自私是有点麻木的。 　　熊元义：当代文学对您所说的这类“势利与自私”普遍缺少“问责与反省”意识，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缺失看作公共精神的缺失？它是否仍然是文学与政治关系失衡的外在表现？国外文学是否也有这方面的例子？ 　　陆建德：捷克作家昆德拉在批评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时说过，作者无视生命中顽强的欢乐，却执迷于恐怖的幻想，这恰好走向了艺术的反面。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力图照亮政治学或哲学社会科学无法进入的神秘领地。从这意义上讲，《一九八四》是一部失败的小说，它或许有反对专制之意，但它自身就是专制精神的体现。生活有丰厚的肌质、多样的格局，而奥威尔却以单一的政治层面来统摄它，结果生活被缩减为政治，政治被缩减为宣传。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部分作品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特点？人们谈到过去就像背书似的说“十年浩劫”、“失去的十年”，仿佛当时的生活全无教益，没有任何欢乐、友谊和爱情。这其实是为符合所谓的时代精神而改变观点，也是“政治挂帅”。我相信，很多人即使有机会找到苏联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笔下的那块烫石头，他们也不会把它砸碎了，以便自己回到童年，另过一种生活。他们就像那位瘸腿爷爷一样，珍视过往的经历(包括苦难和幸福)所赋予人生的价值和分量。 　　熊元义：您的这种反思十分深刻。我还注意到，您对知青小说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譬如说，您曾经以“生活在别处”的视角阐释“上山下乡”，为我们反思“文革”和更深入地理解知青文学提供了新的思路。能不能具体说说您对这类问题的看法？ 　　陆建德：其实，生活在别处，也是一种青春期的姿态。对“文革”期间很多城市知青而言，这个“别处”可以是黄山的茶场，也可以是东北的林海雪原。“上山下乡”恰好为那些向往生活在别处的年轻人提供了获得自由与解放的机会。这种机会对当今在升学压力下喘息的中学生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值得羡慕的解脱？有的知青下乡后未能亲近农民，对那里的生活渐渐产生厌倦感，会有不近人情的冷漠和反社会的自私行为。把一切罪过归咎于社会和他人，总是有诱惑力的。有一位作家在20世纪90年代写道：“我们怀着怨愤批判社会，批判时代，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轻而易举地摈弃了责任。当‘文革’结束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选择了受害者的姿态。”这是良知觉醒的声音。毕飞宇曾经明确指出，记忆是动态的，充满不确定性，但是记忆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人类的利己心，人们为了道德和美学的目的不自觉地修正自己的记忆。因此，不能过分相信自己的情感，要对自己的狭隘和偏见有所警觉，从而在记忆与现实之间建立起较为可靠的关系。这是中国作家变得越来越成熟的标记。莫言获茅盾奖之后表示，要敢于分析自己。 　　当代中国作家尤其感到，文学因其无限的丰富性总是不受那些泛泛的、干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