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创的传统贤妻良母与蒙古族女子教育-社科网.PDF

再创的传统：”贤妻良母”与蒙古族女子教育 包英华 （内蒙古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010070 ） 摘要：“贤妻良母”是近代日本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挖掘出来，并随殖民教育逐渐波及到亚洲国家的 “再创的传统”。 本文通过分析 “贤妻良母”话语与概念之间衍变的关系以及对近代蒙古族女子教育的影响，揭示近代蒙古族女子教 育所呈现的不仅是培养了有知识的 “贤妻良母”，而其背后的复杂现象，特别是出现男女分工模式的松动及婚姻规 范的重组，使蒙古族女子教育本身有了更深远的意涵。 关键词：贤妻良母；再创的传统；近代蒙古族女子教育 中图分类号码：G052 文献标识码：A 一、 “贤妻良母”——再创的传统 “贤妻良母”是在亚洲国家普遍存在的形容传统女性的话语。日本、中国、韩国都有类似的提 法，日本将其称为 “良妻贤母”，中国叫做 “贤妻良母”，韩国叫做 “贤母良妻”。①这种提法表 达出女性通过 “相夫教子”在家庭做贤内助尽妇女之天职的特点。这种话语至今不仅影响着当代人 的社会性别观，而且对社会性别的再生产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学者们回顾历史时却发现，在中国或日本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原本并没有 “贤妻良母”这个合 成词。②有关 “贤妻良母”合成词的起源问题，据日本学者大滨庆子[1]的研究，日本贤妻良母术语 的原型 “贤母良妻”是由当时著名的洋学家兼教育家中村正直 （1832—1891）提出来的。他将 “贤 母”、 “良妻”这些传统词汇组合在一起，创造出与古代女性形象有区别的具有近代新意的 “贤母 良妻”这一合成词。继中村正直后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家、文部大臣森有礼，在国家主义的框架中 把女性与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挂钩，提倡振兴女学。随后的明治 20 到 30 年代经日本近代国家体制的 确立， “贤妻良母”多种提法被纳入到教育体制和政策体系中去，又通过殖民地扩张传播到东亚。 台湾学者陈姃湲重申， “实际上在儒教经典中并不出现 ‘贤妻良母’之类的词汇”，并指出 “‘贤 妻良母’之类的词汇，不论日本、韩国或中国，皆是在其国家力图进入近代，正摸索着脱离现状的 办法之时……1900 年前后 ‘贤妻良母’也随着宣传妇女教育口号在各国登场。”[2]此时的 “贤妻 良母”与儒教的妇女观的差异在于，一方面表现在教育宗旨上，另一方面不仅批判传统的儒教女性 观，并且有积极克服这种界限的意义。 通观日本 “良妻贤母”、韩国 “贤母良妻”以及中国 “贤妻良母”的研究，可以看出，虽然不 同的国家情势带来不同的 “贤妻良母”之内容，但 “贤妻良母”概念的本质在于其 “近代”的时代 要求， “贤妻良母”印证着 “近代”社会背景。 如前述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一样，在日本女性史上代表明治时期到昭和时 期的女教育家下田歌子③，目睹了欧洲诸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女性的活动之后，不仅感受到女子 教育的必要性，更敏锐地注意到威胁东方的西方世界的存在。为了对抗这种威胁，下田歌子以 “东 方女德之美”与 “西欧科学之智慧”为俩轴，不仅在日本，而是把中国和朝鲜女性都纳入到视野中 并试图改变其女子教育。她所设想的全体东亚的 “良妻贤母”教育是：第一，通过产业化追赶西方 1 的同时把女性培养成优质的劳动力；第二，铸炼 “东方温顺的妇德”以对抗西方文化精神。④这一 事实本身说明了 “贤妻良母”被创造的深层文化根源，更值得注意的是 “贤妻良母”的制造自然离 不开西方背景。 面对强势的西方，后发的近代国家日本意识到培养近代化国民的迫切性和使命感，也意识到西 方 “把 ‘日本’‘东方’‘殖民地’藐视为劣势地位的权力构造的存在。”[3]在这种权力关系运作 中 “被他者化的东方人 ‘为了西方的观众被强迫地扮演着代表者的角色’，其中特别是东方的精英 分子阶层把自己当成是东方主义教义……扮演着把西方创造的意义和价值内在化了的角色。”[4] 为了跟上西方的步伐，与其说在实现男女平等、女权问题上费尽心思，毋宁说是在考虑怎样使女性 为了促进和巩固近代国家体制中发挥最大作用。 因此，20 世纪前半叶女性教育是以东亚知识分子对东渐的西欧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