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桦讲朱元璋御案.pdf

楔 子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万方，君临天下，慨彼 前元纪纲沦替，彝遵倾颓，斟酌损益，聿新一代之制作，大洗百 年之陋习。始著《大明令》以教之于先，续定《大明律》以齐之 于后，制《大诰》三编以告谕臣民，复编礼仪定式等书，以颁示天 下，即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之意 也，当时名分以正教化，以明尊卑，贵贱各有等差，无敢僭越，真 可以远追三代之盛，而非汉唐宋之所能及矣。（明·马文升： 《马端肃奏议》卷十《申明旧章以厚风化事》） 这是明人颂扬朱元璋在法律方面的建树，认为其立法超过汉唐 宋。的确，朱元璋的立法气势是前无古人的，他曾声称：“凡我子孙， 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 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於无穷矣！”（《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二，洪武六 年五月壬寅条）在“祖制”不能够擅自更改的情况下，凡是子孙改者则 废弃不置，官员改者则夷其九族，所以经过他勒定的《大明律》终明 代而不改，而清代又大体延续，成为施行五百余年不变的根本大法。 实际上在明代法规体系中，“律”并非是孤立的法规。台湾学者 黄彰健认为，明代法律实施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洪武、永乐两朝的以 榜文为主，律为辅；二是仁、宣、英、景四朝的以律为主，现任皇帝所定 的例为辅；三是宪宗（弘治）以后的以例辅律而行。《明史 ·刑法志》 ００１ 认为：“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繁而弊愈无穷矣。”在整体承认明 代法律优长的情况下，也揭示了其仍存在许多弊端。 明代在“常经”之法与“权宜”措置并用的情况下，法律出现了多 种形式，确实有“聿新一代之制作，大洗百年之陋习”的特点。不但 较之前代法律多有创新和发展，而且使古来律式为之一变，既强化了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也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明代 的法规体现在惩治经济、行政、军事等方面的罪行，以及诉讼制度方 面，较之前代更为发达和完善，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 重罪”的原则，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罪名，诸如“奸党”“奸细”等，在逐 步形成和实行律例合编的情况下，使律典能够长期稳定；在律为大纲 的前提下，以例及其它法规进行补充，使法规更能够发挥其治国实践 的效用。正由于此，明代的法规形式和内容大多为清代所沿袭，并对 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周边国家的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君主掌握最高的立法和司法权的情况下，君主的所作所为不 但影响法律的制定，同时也左右着法律的实施。在君主凌驾于国家 机器之上的情况下，君主可以不通过主管司法的部门，而直接使用非 司法机关的人员进行审讯。这些由君主直接委派的人员，只对君主 负责，并不接受司法机关的管理，不受现行法律的约束。除此，皇帝 亲自决断案件也体现出“人治”的特点，容易出现有法不依、以言代 法的局面，甚至罔顾法律，这不但使法律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加大了 司法处置的任意性。君主凭着自己的爱憎任意加刑施恩，是赏、是 罚、是奖、是惩，本无定则，更不顾及法律的规定。因此，在谈到古代 的法制时，离不开君主，有明一代 １６帝（一说 １７帝），全面审视他们 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通过他们审断的案件，既可以了解他们在明代法 律制度方面的建树，又可以看出他们采取的“常经”之法与权宜措置 并行的法制方略，在评价其功过是非的时候，既应该肯定他们的历史 贡献，也应该指出他们的失误和过错。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 正确的分析方法，才能对明代法制及君主们的功过作出恰如其分的 ００２ 评价。 说起“楔子”的效用，就不得不提到山西应县木塔，该塔是中国现 今绝无仅有的最高、最古老的重楼式纯木结构塔。据说在当时建成 之后发生倾斜，有化身为鲁班的木匠，就是用楔子将之扶正，以致迄 今已历九百四十余年，仍然屹立在应县城内西北，为中外游客向往的 名胜古迹。本书的功效虽然不能够与此“楔子”相比，但还历史以 正，则是本人的愿望。这正是：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 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 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唐 ·崔灏《黄鹤楼》） 古人已经无法向我们解释和辩论，也无法斥责我们的无知和偏 见，但古人毕竟给我们留下了遗产。对这些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