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古本新订.doc

《大學》古本新訂 非首發 梅廣 台灣清華大學 一、前言 先秦儒家思想典籍中，《大學》《中庸》二篇需要做較多語文學的整理，但不像《易經》那樣有豐富的出土資料可資研究，因此二書也較少引起典籍學者的關注。我對《中庸》的研究已發表了部分成果，現在把多年陸續記下的對《大學》的閱讀筆記彙理出來，又補充了一些資料，寫成此文，以為紀念孔德成先生學術研討會之用。 前人認為《禮記?大學》的注疏本有錯簡、誤字和闕文三種缺失，但都沒有校勘的證據可援引。其中爭議最大的是闕文的問題。從方法論的立場看，沒有實證才做假設，這是不得已的事，故假設應減至最少。我對《大學》的看法是，《大學》一文基本上是完整的，不需要假設有任何文字缺漏。誤字容或有一二（如“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身”當作“心”，是明顯的錯誤），《大學》文字讀不通順的原因只有錯簡和誤讀兩種可能。錯簡方面，我將此文做了三處段落調整： 1、“《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一段傳本出現在“康誥曰”之前，宜依朱子說置於“此謂知本（“本”當作“止”）”之後。 2、此部分（即從“康誥曰”至“此以沒世不忘也”）全部移到“知所先后，則近道矣”一段之後。 3、“堯、舜率天下以仁”至“未之有也”一段是平天下之事，移至“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之後。 至於誤讀方面，則建議把“彼為善之小人之使”讀為一句，則文義可通。 《四書》中我對《大學》一書研究最早，上世紀七零年代時就開始對它發生興趣。起初我篤信朱注，想以此為出發點探討中國思想中有關知行關係的問題。但不久我就懷疑朱子對《大學》的解釋。《大學》根本沒有理字，也沒有理的觀念，朱子憑什麼說格物就是窮理？《大學》對其關鍵性概念都有所發揮，唯獨對格物一義無所發揮，宋儒憑什麼認定格物是此文的中心概念，把原文沒有的說成應有，而造出一個闕文的假設，甚至還補上一個格致傳來？這種無中生有的做法使我對宋儒的學術傳統產生極大的反感。有了這個認識以後，我開始逐漸走出程朱理學的陰影，進入真正我的語文學研究時期，這在我一生對儒學的追尋歷程中是一個關鍵發展。 朱子的格致補傳開了經學史一個極端惡劣的先例。我們後人讀經書，只能當一個詮釋者，有什麼資格當一個作者？一點不錯，朱子的作為真是如他所說的“僭越無所逃罪”。他為什麼有這種自信，做這種從來沒有大學者敢做的事？因為他心中有一把義理之尺。義理是古今人心之所同，宋儒的義理也就是孔孟的義理：古代聖人必定有這樣意思，也必定是這樣說的。這自然是理性主義哲學家的獨斷。清儒反朱學就是要擺脫這個經學理學化的傳統。他們提倡古學，要回到原典的解釋。 其實明代中葉已經開始古學這個學術潮流，但楊慎提倡的古學尚未得其正。到萬曆朝焦竑始具卓識，他提出的學術主張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值得特別重視。參看拙文：《錢新祖教授與焦竑的再發現》，《臺灣社會研究》29期（1998）：1-37。 清儒復古主義的路線是正確的，但有不足之處。清儒之少數高明者既學術反程朱亦思想反程朱，多數學者則只在學術上開出新的考證領域，而沒有足夠思想活力衝破理學家的道德格局。“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道出這種心態。清儒對儒家思想典籍研究的貢獻不大，以四書而論，焦循的《孟子正義》和劉寶楠的《論語正義》都無法取代朱子的集註，而焦氏之書尤多標新立異，似是而非之說。清儒讀不懂《中庸》，倒是清代大學者當中，討論過《大學》的人不少，但是他們大多集中在致知格物這個他們感興趣的題目上，所以對《大學》多是誤解。我在思考致知格物這個問題時，注意到惠士奇的格物說，覺得他的解釋很有價值。惠士奇〈大學說〉一文似乎在後世並未引起特別注意，只是眾多一家之言的一種，近世寫過有關《大學》的學者，如錢穆、毛子水、戴君仁諸先生都是深通清代學術的，但都沒有提到惠氏此文，我過去亦只知他對格物有新解，而未讀全文。實則〈大學說〉在清儒各家中最有新想法，最值得一讀。惠氏〈大學說〉批評朱注，有些話說得很對，但他極力批朱，有時活像在抬槓，沒有多大意思。朱子釋格物的格為（使）至是錯誤的，惠士奇、惠棟父子解為量度，有訓詁傳統的根據，最為可取。〈大學說〉又謂絜矩猶格物，理亦甚精（但對絜一字解為動詞則誤）。然朱子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不能算錯，而〈大學說〉則批評說，本是根本，末是末梢，古人未有以民為末的。然而豈有朱子不知經傳“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者君之本”這些話之理？朱子在這些關鍵地方，每下一字，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又〈大學說〉思路頗有枝蔓不透脫之處，往往新說舊說並陳而不能勇決。又有時文習氣，思力有所不達。宋儒說理極精但有意識型態之累；清儒學問淹博，廣徵博引，而邏輯推理能力或不甚縝密，起點正確而結論未必正確，此蓋因思想被一大堆學問和文詞牽引著走之故，是以有得亦有失。再則惠氏父子解經株守漢注，走極端的復古，也是後人所詬病的。〈大學說〉處處以鄭攻朱，殊不知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