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秋时节人们常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也赞成此说今年立冬前.DOCVIP

清秋時節 人們常說秋天是收穫的季節。 我也贊成此說。 今年立冬前一天，也就是秋季的最後一天，應上海音樂出版社約稿、準備出版的曲譜和文字稿基本完成了。望著自己開出的目錄，有些激動。因為我突然想起了我們鄉下老家宜興秋收時的景象-江南千里平原稻海金浪，幾天功夫被農民割下，扎成小捆伏地，然後捆成大捆，挑到村前的打穀場。他們唱著號子、合著腳步，結隊成行，煞是好看。接著是脫粒勞動，有的是簡單的機械操作，小捆稻子放到飛轉的帶有無數釘子的轉筒上摩擦脫粒，有的把小捆稻放在一個巨大的木製“口”字型的傢伙上用力甩摜脫粒。“呼呼”聲、“啪啪”聲、吆喝聲，煞是熱鬧。最後放到風車裡把雜葉吹飛，也有人用簸箕把稻粒迎風慢慢倒下，這樣也能把雜葉揚飛。我們小孩子能幹的就是拾稻穗，用小竹竿趕雞和麻雀，我們和大人一樣，充滿喜悅，跟著大人忙進忙出，起勁兒極了。經過割稻、挑稻、摜稻、揚稻程序，就顆粒歸倉，村裡的新米飯香了。這是我們江南農村最美的景致之一，是城裡人不能體會的。從春播、夏耕、秋收，農民們要付出無比艱辛的勞動，然而世世代代、年年歲歲，我們的民族靠它繁衍，生生不息…… 我與二胡結伴，從8歲至今已近六十個年頭了，這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也就是一個春播、夏耕、秋收的過程。我的一生都在這民族音樂的旅途中度過。 江南地傑天靈，物產豐富，更有豐富的吳越文化底蘊。我就是從這裡出土的小苗，我的音樂啟蒙就從這裡開始。江南絲竹、蘇南吹打、佛曲、民謠、彈詞、灘簧，甚至瞎子的遊方胡琴，小販的賣貨短笛，哭喪娘娘的哭喪調，媽媽、婆婆的搖籃曲……無不滲透吳越音樂的動人風韻。我也是我國民族音樂偉大先驅劉天華先生、傑出的民間藝人瞎子阿炳的同鄉。我從5歲記事起，就聽到我的父親閔季騫先生從中央音樂學院（原名國立音樂院）帶回的兩位先賢的大作，那是正規音樂學院專業水平的演奏。無論是江南流行的民間音樂，還是來自高等音樂學院的前輩傳授的音樂，都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我的音樂啟蒙條件得天獨厚，它為我提供了全面、高水平的學習民族音樂的環境和基礎。 8歲起，我的第一本二胡教材是由我的父親閔季騫先生和楊其錚先生合編，是以民歌、戲曲音樂、民間音樂為基本素材的。我曾好奇地問我爸：“您從鄉村走出，怎麼會這麼多全國各地的民歌、戲曲、民間音樂？”他答道：“是楊蔭瀏先生叫我抄的，是他收集、採風、匯集並傳承給我們。”“阿炳的幾首樂曲由楊先生等採錄回來，我們就學了，我和張韶是最早學的學生了。”他還無比自豪地告訴我：二胡是跟劉天華先生的大弟子儲師竹先生學的，琵琶是跟曹安和先生學的，她也是劉天華的弟子，三弦是跟楊蔭瀏先生學的，古箏跟曹正先生學，甚至向程午嘉先生學琵琶之外，還學打擊樂《十番鑼鼓》。我聽了萬分羨慕，是啊！我5歲那年（1950年）就聽了《二泉映月》《病中吟》《空山鳥語》《十面埋伏》，我一定是中國最小的聽眾了，我覺得自己直接受惠於楊蔭瀏先生等老前輩。後來，我又隨父親從宜興到丹陽，又到大城市南京。在南京樂社和各種音樂會上多次聽到甘濤先生和我爸合奏的河南民間樂曲《十八板》《春江花月夜》，聽的次數多了，沒看過譜子也會背出來。我還從甘貢三老先生處學會了崑曲《遊園》等，據記載﹕甘貢三老先生的崑曲受傳於清朝宮廷“紅豆館主”愛新覺羅．溥侗等人。這兩首樂曲在20世紀90年代被我移植成二胡曲，《十八板》也與上海音樂學院三弦演奏家張念冰老師合作，於20世紀80年代中葉錄音並定稿。從1958年我考進上海音樂學院附中開始，更是進行了全面、正規的二胡專業訓練與廣泛的民族民間音樂學習。我的恩師陸修棠先生的大作-《懷鄉行》和王乙先生的大作《豐收》都是由他們本人親授而成為我的保留曲目，因此我也把這首曲子收進本書中。而《春詩》（鍾義良曲）、《迷胡調》（魯日融曲）和《山村變了樣》（曾加慶曲）是20世紀60年代十分流行的曲目，反映了那個時期人們的精神風貌。有意思的是，《春詩》的錄音是我17歲時演奏的。而《陽關三疊》《昭君出塞》《繡荷包》《寶玉哭靈》《黃梅小調-打豬草》《錫調吳韻》《寒鴉戲水》《老貧農話家史》是我在附中至大學期間，有的是在音樂會或戲劇觀摩時聽來，有的是在戲曲音樂課或民歌課學來，有的是跟著同學在民間音樂課旁聽來。說也奇怪，我特別喜歡這些土生土長的東西，如饑似渴，甚至“偷師”搶記，連方言都模仿，而且凡是我特別喜歡的，幾乎終生不忘。每次這些科目我都是滿分，以至於教我們的老師，如著名的民歌老師黃白教授還總要拿我這好學生作為每屆的民歌共同課的同學的榜樣稱讚一番。以上這些樂曲都像埋在我心裡的寶藏，於20世紀70年代起，陸續有的自己編，有的請作曲家編，都成為二胡曲到各地去演。 “文革”期間，民族音樂陣地萬馬齊暗，無聲無息，上海音樂學院也是一片“民樂無用論”。我們班常常發牢騷，講怪話，胸中壓著怒火，心裡充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