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崎岖的语言学之路——代跋.PDFVIP

我的崎岖的语言学之路 —— 代跋 说来惭愧，这本仅约十万字的《概要》，要算是我四十年的语言研究的汇报。 我生长在一个家无半本书的普通人家里。少年时读书不用功，又没人督促和鼓 励，连中学也没能念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听人家谈起钱学森的事迹后，才发奋读 书。1959 年以自修生名义考进香港大学，在那里一混就是七年。我先进修中文，虽得 了个学位，但自问脑袋里还是“空空如也”，因此申请在英语系再多念一个学士学 位。当时大学当局，以没有先例为借口，拒绝我的申请。后来格林青（Alan W. T. Green ）教授为我力争，才获批准。他还为我一个人开了三门新课：古英语、中古英语 和语言学。那时候，香港只有一所大学，开设语言学课也是个新尝试。我就这样走进 了语言学这个大观园。 格林青教授不是语言学家。他在伦敦大学念的是英国语文和古英语。他的语言 学课的教材主要是根据 Charles Hockett 1958 年出版的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 。 他很谦逊和坦率地跟我说：“Hockett 这本书有很多地方我也不大明白，我们俩就一起 学习吧。” 接着，我继续跟他念硕士，论文题目是 A study of the functions and of the presentations of Cantonese sentence particles （1965）。写这篇论文我费了两年多的时 间。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我先策划一个特定的语境录取 15 个小时中学生的现场对 话，然后讨论其中的语助词在句子层次上的内涵意义（sentential connotations ）。有关 这次调查的过程和所获得的大量语助词及其分析，可参见该论文的缩本《香港粤语的 语助词》，《方言》1980 年第一期，第35-52 页。 三年后（1968 年），我拿到了法国奖学金到巴黎继续学习。那时我已年过三 十。我还记得第一次跟当时巴黎汉语研究所所长李嘉乐教授（Alexis Rygaloff ）见面 时，他不客气地说了一句：“你来得有点晚了”。是的，他的一个得意学生在美国麻 省拿到博士学位时，才廿六、七岁。他说的是实话，我觉得很难受，但亦无言以对， 只得把苦水往肚子里咽。用我家乡的话来形容，他这句话是“从背脊骨落”下去的。 事情还没完。因为我香港那位导师的名字不见经传，李嘉乐教授对我的论文的质量也 有点怀疑，好在我那论文的校外主考Michael Halliday 在欧洲颇有声望，看在Halliday 的分上，他才抽空看我的论文。这次会晤颇触动了我的自尊心。 那时候，乔姆斯基的生成学派正如日中天，影响力早就扩展到法国。法国语言 学界，好些人已跟上这个大西洋彼岸的潮流，但一般都采取观望态度。七十年代初。 Robert Lees 教授正好在巴黎任客座教授，我跟他结了个忘年交。他是乔姆斯基派少数 主力人物之一。可是听了他的课，使我觉得他们这一派的研究主旨和我的思想格格不 入，结果是三过其门而不入，仍另找别的蹊径去了（参见本册《导言》）。说真的， 那时候，语言学尚未深深地吸引我，而且我刚受聘法国国家科学中心，隶属中东、远 东文化组，我的直接领导是汉学家谢和耐教授（Jacques Gernet ），因此，我的研究重 点也并非普通语言学（转到语言学组是几年后的事），所以，当时对语言学这门学 科，我还是若即若离，飘泊无定。以致在第一篇博士论文的《后记》里，我竟用否定 语气写了一段背离语言学常规的话。下面是这段话的中文原文：“窃以为无有究竟， 早溯老庄。有生于无，李耳阐道，是非莫辨，庄周齐物。形上虚玄，蔚然大观。公羊 解诂，不弗析离，何休作俑。今谈否定，无出于有，自桧之论定矣。嗟乎，自然不 在，空灵顿失 …… 知才之不逮也，敢妄越无中生有之境！” （见拙著Le système de la négation en cantonais, 1980 《后记》）事隔多年后，有一天，我在校门碰上我这篇论 文的导师，Antoine Culioli 教授，他对我说：“你论文的《后记》是什么意思？”他 的口气，是介乎惊讶和不满之间。他要说的，其实是“你怎么搞的！” 我对乔姆斯基派学说持保留态度的另一原因，是有鉴于欧美语言学派的纷争，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让我这个从没受过欧美语言学系统训练的后学倍感一时 无所适从。最后还是对手语的兴趣，把我引到语言的共性词序和语言起源的研究上 去。这个抉择很符合我着重借助田野调查工作以获取第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