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论文.docVIP

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论文 2014年，教育部围绕加强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出台了若干意见，要求大力推进当前形势下的学校艺术教育。这一“顶层设计”为各级学校的艺术教育、美育工作提供了指南。但是，基于西部乡村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实际和陕西基层农村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语境，学校艺术教育的质量提升和内涵深化，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取决于地方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的改善，依赖于新的乡土文化“命运共同体”的培育。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关键所在，而整个素质教育又是新型乡土社会的基础环节。置身乡村文化背景下的农村学校，在面对日益趋向“文化主体空心化、审美经验荒漠化、乡土文化多元化”的乡村流动型社会时，其艺术教育开展的资源配置、参与对象、接受主体、辐射效应和价值取向等，也要随之而变，艺术教育的各类扶持政策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惠民政策，应该如何实现有效的统一。为此，笔者结合自身对陕西新农村文化建设现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艺术教育状况的调研，提出当前要在乡村文化治理的视野下，重新观照和定位乡村美育和文化的重建，从系统论、实践论的角度，厘清艺术教育在乡村文化生成和重构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进而为倡导“艺教当先”的乡村基础教育发展和文化复兴方案做出学理分析。力求将发展乡村美育、整合基层资源、服务公共文化、实现协同治理的价值取向贯穿于陕西省推进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文化治理”进程之中。 1“文化治理”对当前陕西乡村文化复兴的内涵要求 当前中国的乡土社会问题，毫无疑问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用“文化治理”视域来观照。关于“文化治理”问题的研究，近来在话语转换上逐渐立足中国语境，趋向“本土化”。“文化治理”在西方语境中源自福柯，关注权力规制、统治机构和知识形式及其再现模式。根本意涵在于视其为文化政治场域，亦即透过再现、象征、表意作用而运作和争论的权力操作、资源分配，以及认识世界与自我认识的制度性机制。更多的是从权力运作的角度对文化政策、资源配置和秩序运行所进行的考察。这一取向主导着晚近的西方学术研究。而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引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国家到社会层面对“文化治理”重视较多、话语喧哗。不同于西方语境中的考察角度，国内强化了“文化治理”概念意涵中包容性发展的文化观念，更多的是从社会建设与和谐世界观的角度进行理解。强调国家通过制度安排，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以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中的问题。如胡惠林认为：“文化治理的特征是通过主动寻求一种创造性文化增生的范式实现文化的包容性发展，这是文化治理与文化管理最突出的差别。实现从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的转变，具有国家治理的意义，标志着国家文化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这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围绕语境移植和话语转换，“文化治理”被视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要素和重点环节之一，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对“文化治理”等国家现代化能力和体系的强调与转换，既是一种话语的移植，也体现了国内从理论到实践层面的一种自觉的文化反思精神。基于此，本文所谓的“乡村文化治理”，强调通过文化治理实现农村的社区意识重塑，而这种社区意识的核心在于生成新的大众“审美团契”[2]（即通过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共通感的营造来形成心理归属感和群体认同感）。以文化治理视域反观当前农村迈向“新型城镇化”的实践路径，就更要强化文化会通、文化认同特质。简言之，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在文化治理角度既需要改变传统文化的“乡土习性”，又要应对当下的都市消费文化语境，重构“新乡土文化”的基本形态和价值体系，如此才能消除文化生态的异质性和“区隔化”，防范“乡土人”走向“边缘化、游离化”，从“二元对立”真正过渡到“城乡一体”，最终实现“新型城镇人”的文化蜕变。通过立足于陕西各地农村的大量调研，我们看到处于“城乡文化对立、融合”背景下的陕西乡村，在乡土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也最具代表性。主要体现在城乡文明的对立和冲突加剧、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冲刷和损蚀严重，城市发展空间和资源对乡土空间的挤压、侵占导致的乡村文化结构失调与文明断裂较为明显。城乡日常文化形态在“一体化”过程中“负能量互动”较多，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不够，经济利益和消费取向主导下的乡村文化伦理和审美经验被割裂，农民的心态整体懈怠、浮躁、功利化。乡风乡俗变化剧烈，价值观博弈十分明显。毋庸讳言，在当前文化转型的过程中，陕西乡村既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阵地，更是“美育国民、文化复兴”的“后花园”，彰显着多元、流动时代文化传承的典型性和异质性。在其文化建设中要强化“文化治理的整体观和认识论”。同时，文化治理中不能千篇一律、割裂传统，要重视乡土文化的多样性特质。因为，西部乡土空间的艺术生产、日常话语承载着民众的活态经验和诗性智慧，凝结了民间社会和地方人文的变迁，因而关于西部乡村的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研究需要特别关注和开掘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