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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技术伦理要求及实践 一、以道驭技：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伦理道德实践 从伦理的角度衡量教育技术，它不再是一种中立的力量，而是被赋予了显著的道德要求。当教育技术从一种额外的辅助性工具变为了教育理念来支撑教学课堂的时候，必然要接受伦理道德对技术理性的监督，因此“以道驭技”是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蕴含的伦理目标，它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道德实践要求。第一是对教育技术的使用者而言，如何增强自我伦理规约与控制能力，保障教育技术使用过程中目的、手段和结果的正当性。例如一些课堂教学出现多媒体软件故障时，教师中断教学过程等待维修，有的教师没有工具辅助就无法上课。在发生这些状况时教师不妨问问自己在一堂课中教师和学生所教、所学是否流畅、是否有所收获到底取决于工具还是源自于教师对学生认知思维和创造力的激发？在过去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教师仍然坚持上课，现在技术条件优越了，反而娇惯了一些教师无休无止地进行“播放课件式教学”，“这种既成的教学课件无须教师本人和学生再思考，教师直接使用他人课件、宣读屏幕”[1]，严重违背教育技术使用的正当性，是教师职业水平疏漏、道德意识缺失的体现，却屡屡被视为“正常”教学行为，究其根本在于现行教育领域大力推崇数字化、信息化进程的大环境下忽视了教师的技术伦理教育，缺乏针对信息技术污染的防御监控手段。因此，教师技术伦理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思想意识的塑造，还要真正落实到教师的“组织培训”和“自我学习”当中，例如北大附中要求教师在教案撰写中详细说明每一处教学工具和技术应用的原因、操作方式、预期效果，并让教师额外论述有没有替代该教育技术的教学策略，在教学效率和教学成果相当的情况下要求教师优先使用替代性教学策略，这一备课方式的好处是给出了教师对教育技术选择的分析、比较和思考余地，同时基于对教师的教案跟踪来检查课堂教学的技术应用情况，为学校管理和后期教学评价提供了监督机会，从源头上遏制教育技术滥用，值得推广。第二是对于教育技术应用的“量”与“度”的平衡，这是教育道德性存在的基础。教育技术越发达越需要伦理规约来引导，也越强调技术掌握者和使用者的敬畏感，“教育技术不仅打破了教学主体的自由度，还扩展了学习主体的自由度”[2]，但并不是教育技术用得越多越好，怎么用和用到什么程度都是教育伦理的考量对象。习惯使用计算机的教师全程采用计算机来支撑教学，内容演示用屏幕、知识讲课用扬声器、板书用打字、师生交流用即时在线软件，这种对“量”的僭越要通过制度加以控制。以美国教育中的信息技术控制为例，美国学校规定，除了电教课程以外，任何教师在一堂课中面对面的课堂教学传递模式至少占据总教学时长的二分之一，网上教学传递模式少于总教学时长的三分之一，混合式教学传递模式少于总教学时长的二分之一。对此，中国学校教育领域还没有相关的规定，而在“质”的方面，美国学校教师的所有教学技术应用都要求实例注释，即提供技术应用在微观层面的使用说明，以美术课堂的图片展示为例，美国教师图片展示的微观教学设计包含了以下信息传递目标，一是学生看到了什么；二是学生想到了什么；三是学生看懂了什么。而中国教师如果直接在课堂上展示图片，则往往只有“给学生看”这一个宏观诉求，前者是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他们能够从图片中获得什么，还欠缺什么，教师在技术应用之外还需要做些什么，后者则没有这个过程，“促使教育技术应用的宏观诉求向微观诉求转向是衔接教育技术‘量’与‘质’的有效途径”[3]。 二、育人为本：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伦理关系实践 教育技术正在促使一部分教学活动发生异化，过去教师花大量的时间观察他们的学生，而现在教师却花大量的时间面对海量信息，教育信息技术对教师劳动的替代，对学生能够从教师那里感受到的情绪反应、责任感与义务等沟通体验的改变损害了教育过程的伦理机制，破坏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独有的心理支配关系，因此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伦理关系诉求指向复原教育工作者的劳动个性、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以及教学活动的多样性。对于教师来说，我们使用教育技术不是让技术异化我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机器不能代替教师设计教学，一些教师依靠互联网寻找资源，通过PPT展示资源就完成了备课和上课，技术提升了教师的教学功能吗？并没有！那么教师要怎么使用教育技术才符合伦理原则，凸显施教者身份呢？以教师对教学媒体的选择为例，使用数字媒体来呈现教学内容是许多教师的课堂通例，教学媒体种类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多，以口语媒体、视觉媒体、多媒体为主的现代“热媒体”全面替代了过去黑板、挂图、标本等“冷媒体”，前者仅需要依靠媒介本身就能获得信息传播，后者则要求教师的手动再现，但传统“冷媒体”是集合了教师声音、形象、技能、肢体语言的人对人的直接传播形态。“热媒体”较“冷媒体”更具有信息传播优势，然而教学的过程除了知识信息的传播外，还需要教师以身作则的熏陶和模范作用，教师不能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