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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诊所课程建设论文 诊所作为法学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法律诊所已成为多数院校法学专业的一门“临床法律教育”课程，成为培养法科学生法律职业经验、职业技能、职业道德的有效途径。创立之初，该课程内容主要表现为有效利用法学院师生法律人才资源，为陷于贫困又急需法律服务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增强学生的实务操作技能，即主要体现为法律教学功能和法律援助功能。近年来，随着联合国及全球正义教育联盟等国际组织针对贫困人口“增强赋能”的呼吁，部分院校的法律诊所课程在承担对当事人的法律教育功能（即“赋能”）方面作了初步尝试。寻求法律诊所课程与法律教学、法律援助、法律赋能的有机结合，成为当下一项重要课题。 1“法律赋能”理念下法律诊所课程的发展背景及现状 1.1法律赋能诊所的发展背景2008年，联合国设立“对穷人法律赋能委员会”，“法律赋能”（又称“赋权增能”）这一理念在国际上更受瞩目，对法学教育的影响与日俱增。法律赋能意指“使穷人受到保护并运用法律来维护其在国家和市场中的权利和权益的过程”[1]。同时，全球正义教育联盟（GAJE）致力于通过教育来实现社会正义，GAJE致力于促进包括高校师生、执业律师、法官、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法律力量的发展，实现法律赋能。基于“法律赋能”含义的宽泛性，实施法律赋能项目的形式亦多种多样。而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具有法律现实主义特征的法学教育形式，具有法学教育和促进社会正义的双重作用，是法律赋能理念的重要实现形式。据我国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显示，我国每年有70万件以上的案件需要法律援助，但真正获得法律援助的尚不到25%[2]，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群无法获得享受法律援助服务的机会。究其原因，主要包括我国司法行政部门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程序和条件较为严格、律师及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数量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以及法律援助积极性不高。而在校高年级法学本科学生和研究生既掌握了一定的法学理论知识，又需要社会实践的机会，因此，利用法律诊所实践课程作为“法律赋能”项目的一种实施方式将是天作之合，对建设法治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截止到2017年3月9日，我国已有202所高校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CCCLE）的会员单位[3]。法律诊所在我国全面、充分的发展为实施法律赋能项目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因此，对法律赋能理念下法律诊所课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建设科学合理的法律赋能诊所，能够相应的弥补硬件设施、师资队伍、生源结构等方面的不足，提高法科学生的竞争力和就业率。当然，法律赋能诊所的建设离不开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高校行政负责人、教师及学生的共同支持和努力。1.2法律赋能诊所的国内外实践现状美国于19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早期由法学院学生成立法律援助办公署，既为学生志愿者学习和实践律师实务技巧和法律分析提供机会，也为那些雇不起律师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4]。中国最早探索法律赋能诊所模式的主要包括西北政法大学劳动法诊所（由国际劳工权益基金会（ILRF）资助，由西北政法大学创办的学生社会实践教学与劳动者法律服务机构）、武汉大学公益与发展法律研究中心等。从2011年开始，在武汉大学公益法中心的支持与合作下，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湖北民族学院、三峡大学、黄冈师范学院亦先后设立法律赋能诊所，并且相继召开了“授人以渔：作为接近司法正义新途径的法律赋能”和“创造未来：社区法律赋能诊所建设”等专题研讨会，探索法律赋能诊所这一新型诊所形式在中国移植与发展的可能[1]。2011年，安徽大学劳动法诊所成立，为经济困难的劳动者提供法律援助，年均办案量达200余件，成为国内劳动法诊所的典范。扬州大学的婚姻家庭法诊所致力于为婚姻纠纷、家庭暴力等案件中的受害人提供法律帮助，成为国内极具特色的法律赋能诊所之一。1.3法律赋能诊所的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美国学者布鲁斯#8226;拉斯齐指出诊所式法律教育对于推进司法正义的重要作用及在东南亚部分高等院校的实践。阿什特里德#8226;斯达德勒尔在《德国法学院的法律诊所与案例教学》中，结合德国本土因素指出法律诊所的运行模式。徐芳宁在《法律人的社会责任———从公益法律诊所的设立谈起》中指出，加强公益法律诊所的建设有利于提高法律学子的社会责任，有利于社会法治水平的提升。陈树强在《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中指出，法律诊所课程是法律赋能理念的重要实践方式。刘东华在《西方诊所法律教育的形成与发展》中详细介绍诊所法律教育与法律赋能理念存在并行发展且相辅相成的关系。徐亚文、程骞在《法律诊所与法律赋能的有机结合：法律赋能诊所》中指出，用量性和质性方法对法律赋能诊所进行管理和教学质量、赋能成效进行监测和评估。唐崛、文毓在《法律诊所实践教学优化探析》中指出法律诊所课程教学的优化路径。陈建民在其著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