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际刑事司法理论研究.docVIP

区际刑事司法理论研究 自香港、澳门回归至今，专家学者有关三地如何进行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探讨就没有停止过。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在没有成形法律文件指导的情况下，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实践成绩。2009年4月26日，大陆与台湾方面签订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构建了当前两岸刑事司法协作的基本框架。因为刑事司法协助中的刑事事务往往带有较强的政治权力色彩，况且涉及公民权利保障问题，在海峡两岸的现实状态下，则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再者《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仅是一个框架性协议，操作性相对较弱，需要双方依据实践需要深入协商，解决具体操作性问题。因此,台湾地区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学理论及相关程序问题研究就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1司法互助协议的背景 2009年，海协会与海基会签署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下简称《互助协议》），该协议在两岸区际司法合作内容、方式、司法合作原则等方面均有重大突破，创立了“全面合作、重点打击”的合作新模式。司法互助协议属于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的我国不同法域之间区际刑事司法合作协议，与不同主权国家之间开展的刑事司法国际合作具有本质的区别。虽然多数情况下，一国内不同法域之间开展的区际司法合作也借鉴了刑事司法国际合作制度的一些方式，合作的做法也有诸多相同或类似之处，但本质上两者是不同的，两岸刑事司法协助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问题，不同于国际上国家之间的刑事司法协助，但两岸关系又不同于祖国境内各地区之间或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也不属于“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与中央的关系，因此，两岸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两岸的政治制度不同。中国大陆地区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我国的台湾地区实行的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在刑事司法协助司法实务中必然会存在诸多难题和阻碍；二是两岸没有统一的最高司法机关和统一的最高法律-宪法。两岸统一后，台湾地区也可能同香港澳门地区一样，具有独立的立法权、司法权和终审权，两岸没有统一的宪法，也必然决定了两岸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范围和方式具有特殊性。因此，两岸合作应更加着眼于一个国家的统一性，及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下刑事司法方面的趋同和合作。然而由于我国区际司法实践中可总结的经验较少，不可避免在刑事司法的协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和难题，因此，本文拟从刑事司法的程序和相应的法学理论入手，探讨司法互助协议的内涵与外延，进而提出笔者对于协议的具体适用中的一些思考和方法的探究。 2司法互助协议的内涵与外延 首先，从基本的法的价值上来看，“任何值得被称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1]，法的价值体现法的精神，法的精神决定法的价值，而在法的诸多价值中，正义和秩序尤为重要，正如博登海默说，法律是正义与秩序构成的一张网。[1]正义价值代表了人的最本质的需要，是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最高价值目标，是制约着其他价值的法律标准。虽然内地与台湾的法律所体现出来的正义价值有所不同，但是人们对正义的追求及理解也存在着人类社会本应的一致性，互助协议是基于对另一方法律制度的充分尊重，也是对其法律体现出来的正义价值给予充分的尊重的前提下制定的，其旨在惩处涉及两岸的刑事犯罪案件，维护两岸人民的共同权益，确保行使刑事管辖权，切实处理两岸互涉刑事案件，惩处跨岸犯罪，维护和促进两岸正常交往，能够有效地遏制海峡两岸互涉刑事犯罪活动，符合正义的价值属性。而秩序被认为是工具型的价值，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前提，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也是社会发展所应追求的基本价值，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是法的目的与职能，调整人们的行为或社会关系是法的作用，而能够指导、评价、制裁人的行为，则是法自身的功能。在文明法治的现代社会，无论是中国的台湾地区还是中国的大陆地区，相信对于刑事法律的打击犯罪职能的价值都是趋同甚至是基本一致的。对于秩序价值来说，跨区域的犯罪行为，同样危害着两地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只是在程序性价值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亟待解决和需要衔接的具体司法问题以司法协议形式确定下来。但不存在本质上对于犯罪的应有的打击态度和打击效能上的需求的矛盾。从法的价值上来考虑，更广泛地开展两地刑事司法协作，更有效地提升两地刑事犯罪打击协作的效能，更普遍地两地司法资源协作共享，刑事证据的互通与庭审证据支持，应为两岸的刑事司法在法学理论层面的共同追求与实际上的客观需求。恩格斯曾说过：“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变成了法律。”而对于相同或相近的社会体系和民族思想下的社会来说，也有着更为相近的社会形态，以及中华传统法系精神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