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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培训探析 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必然阶段是人口城镇化的聚集，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是城市化水平，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必然历程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城市化，是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必然结果。如今，世界城镇化率平均在50%以上。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4.77%；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6.1%。而世界城镇化率为54.9%，半数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1］。2014年，我国农民工总量约为2.74亿人，30岁以下农民工总量约占33.7%，40岁以下农民工总量约占56.5%［2］，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谋生，成为城市中的“新市民”。作为新市民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城镇化的主要群体。作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抓手、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社会进步的必然，城镇化建设与发展亟需新市民做出重要贡献。健全新市民教育培训体系，增强新市民教育培训时效性，提高新市民自身素质，构建科学的新市民教育培训评价体系，是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工作。与传统农民不同的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诞生的新市民已经脱离原有的农业劳动形态，游离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以“暂住证”等凭证处于身份过渡状态，从事第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活动，在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上已不同于传统农民，将农村与城市文化交融并传递。 一、新市民城市归属感建构阻碍因素分析 就社会发展看，文化认同的形成，需要社会全体成员形成共同的社会价值、发展目标，这也是社会发展的精神基石。而城市认同是文化认同的一个分支，与特定的城市及该城市生活背景息息相关，体现了城市思想文化建设成果［3］。因此，培育新市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是实现其身份归属感的必要环节，决定着城市发展潜力。新市民融入城市的必要环节是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只有转变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从而提高综合素质，才能符合城市文化需求。伴随撤村建居等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生活档次提高，然而文化生活的匮乏影响了新市民的城市归属感。加之，城市社交方式复杂，新市民社交方式简单，淳朴的感情关系趋向性明显，社会交往主要局限为地域和亲情。加之，由于新市民职业技能、创业技能还需提高，新市民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融入城市力不从心，职业转变困难。上述原因导致失地农民虽然住进城市，基本过着城市生活，但适应城市社交圈仍需要磨合期，城市归属感缺乏。新市民城市融入归属感建构阻碍因素主要表现为：从制度因素看，一些制度因素将居民群体划分为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新市民易成为城市边缘群体；从心理因素看，新市民处于缺乏心理依恋感和文化归属感；从交往圈看，由于职业局限与居住方式，新市民与外界交流仅限于工作，缺乏情感上的交流，容易导致新市民不能融入城市主流文化，使其成为介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文化边缘人”；从文化融入感看，社会存在、发展的精神基础是社会成员价值观、文化认同感的形成，城市归属感从属于文化认同，身份归属感认同的标志是当代形态的文化认同，新市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决定着城市发展的潜力。城市张扬的现代文化震荡给新市民带来了巨大冲击，他们需要建构现代文化和价值观，建构文化的程度直接影响了城市归属感程度的高低。 二、新市民教育培训存在问题 从培训主体看，新市民教育培训实施主体为政府、培训机构、用人单位、社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财政资金压力，新市民教育培训资金投入往往不足，对外来人口接纳积极性不高，对新市民教育培训规划力度不够，对培训机构培训引导和激励欠缺。培训机构以盈利为目的，由于新市民对象的特殊性，培训费用标准较低，而社会提供的培训经费杯水车薪，利润空间小，导致社会培训机构热情不足，直接引发教育培训内容陈旧、培训模式单一、培训质量较低，“叫好不叫座”现象凸显。虽然用人单位对新市民教育培训责任义不容辞，但由于用人单位对新市民教育培训工作认识不足，对新市民情感、身份转变心态变化认识不足，加之新市民流动性较高，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培训机构对教育培训成本考虑过多，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裳”。就社区而言，社区作为新市民在城市生活的地域空间，良好的社区教育环境可以在业余时间为新市民与城市居民之间搭建互动交流平台，帮助新市民建立城市归属感。但目前，社区教育培训在教育培训中呈现缺位现象，社区教育仍局限在服务老年和青少年休闲生活，社区教育功能与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从目前新市民教育情况看，新市民参与教育积极性弱，源于多数新市民忙于生计，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时间，直接导致接受教育的愿望较低。就教育培训课程而言，政府推出的新市民教育培训课程陈旧单一，课程体系不完整，多采用正规教育的课程设置，没有针对新市民实际需求加以论证和改进。培训机构推出的课程相较于政府推出的培训课程实用度强，但多数新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