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冲突法律适应与调解.docVIP

村落冲突法律适应与调解 一、传统文化对村落的影响 法律在中国有着攸久的历史，先秦开始言法，商鞅改为律，把它作为刑惩工具。中国历来堪称礼仪之帮，倡导“德主刑辅”，道德至上，突出礼对法的支配，法对礼的服从。法不过是罚则，礼才是真正的规范，伦理纲常因为附有罚则而变成了法律。所以中国传统法律的作用首先是以国家强制力来维护其道德体系［2］。19世纪法律从西方开始向中国移植，但是法律信仰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中国村落千百年来形成的与宗教信仰等相互关联的意识和观念。“在法的问题上并无真理可言，每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与规范是适当的，但传统并非老一套的同义语，很多改进可以在别人已有的经验中汲取源泉。”［3］边缘侗苗村落是乡土性的，在这样一个“寨子”里，“规矩不是法律，而是习出来的礼俗”。一是“无讼”理念根深蒂固。“无讼”思想源于孔子，“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4］。目的是预防冲突、扼杀冲突于摇篮之中，其本身涵盖了许多积极、有益的因素。法律对于侗苗村落的治理来说，自身是无法产生出这些基本的民主政治概念的，需要从外部启蒙和输入［5］。村落只能通过道德、礼治、教化等方式，使村民恪守本分、相安无事，避免诉讼激进手段，最终达到村民自知、自律、自觉，防止冲突的产生。以“诚”、“信”、“善”的内涵支撑着侗苗村落人们的亘古信念，认为诉讼是一种消极现象，给当事人双方带来对立，扰乱了村落秩序和人际的睦邻关系。请律师、打官司的结果不确定不说，甚至赢了官司也难以执行，而且造成的结果是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对方当事人变成了势不两立的“仇人”。“以礼入法”对传统中国的调解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6］。二是回避矛盾，依赖调解。边缘侗苗民族村落受“无讼、息讼”传统思想的影响，调解成为化解冲突的主要方式。所谓“无讼”，就是在纠纷发生后，抛弃国家法律而选择私下调解。在“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形成固有的人际关系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制度的完备与否并不能从根本上撼动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自治”手段。因此，当人与人之间发生民事纠纷时，大多会选择以村规民约来解决［7］。落村中也不乏帮人主持公道、谙熟调解技巧的“和事老”，如德高望重的寨头、族长、老人、邻居等等。一般族房内的冲突由本房族长调解，不同房族之间的冲突由寨老处理，寨与寨之间的冲突就由各寨老协调解决，调解不收取费用。知情人也会主动当证人，证人会得到双方的感谢;而法庭判决往往使证人出力不讨好，比如调解作证好比是拉架，而法庭作证就成了帮助打架［8］。传统的礼乐和习俗对村落人有内在的约束，几千年来我国许多边缘村落、尤其是少数民族侗苗村寨都沿袭着这种礼俗。注重家庭与邻里关系，注重血缘与宗族关系，排外和保守的心理、情感与行为方式等等，无不体现了农村社区文化的特征及其维护传统的文化本质［9］。即使当事人对调解结果最终心存不满，但是迫于对权威人士无法抗拒的尊卑地位，也只好服从［10］。三是重刑轻民，民刑不分。研究显示，边缘侗苗村落35．4%的人认为法律是用来“惩罚罪犯”，36．2%的人认为法律是用来“管理国家”，说明“重刑轻民”理念在侗苗村落仍然存在。一方面，重刑轻民，侗苗村落受“礼不卑庶人，刑不尊大夫”的影响，以惩罚犯罪为主旨，把民事纠纷归结于个人行为，借助于民间传统方式解决。另一方面，民刑不分，以刑事处罚作为制裁手段。不管哪种形式的调解，所追求的目的是息事宁人，尽量抑制诉讼案件的出现。其实这种压抑个人权利伸张的方式，日积月累会对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总之，传统文化的调解理念就在于强调社会秩序的维护，从而不惜压制矛盾，避免矛盾来追求天人合一，以实现人们的和谐相处［11］。因此，这种引导当事人容忍、克制，从而避免纠纷扩大的手段，即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目标和文化理念相适应，又使民众皆恪守本分、相安无事，但并不具备解决纠纷的本质特征。 二、村落冲突表现形式 人的属性是产生冲突的基本原因，社会成员只有经过社会化才能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12］。个人社会化标准和生活环境差异决定了村落人们的行为准则不同，人的社会性规定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必然性，因此，在村民的互动过程中村落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一)家庭冲突和家族冲突。传统家庭关系是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组成的群体，以儒家礼教维持稳定。研究显示家庭纠纷占冲突中的23．7%，经济、文化、个体、社会等是家庭冲突的主要因素，夫妻、父母、子女是矛盾的主要载体，亲情、血缘关系都很浓，大都经过时间推移会自行消除。如丈夫妻吵架，家庭财产分配，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一旦家庭冲突无法在家庭内部化解，则可能成为社会问题的策源地之一，影响社会稳定。村落中家族间的矛盾冲突一旦形成，则性质复杂，难以彻底消解。(二)利益和非利益冲突。贫困是利益冲突的客观原因，“衣食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