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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新的社会矛盾的探索_中国现当代文学 第五章 新的社会矛盾的探索 学习提示:本章首先概述了1956年“双百方针”前后文艺界的思想冲突,“双百方针”提出的国际国内背景以及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的主要成果。这一阶段,又被称为“百花时代”,是十七年时期一个难得的也是极为短暂的时期,虽然短暂,但影响深远。自反右派运动开展以来,政治运动接连不断, 文艺界便越来越向左倾发展。由于这些原因,也导致了那一时期的作家创作上复杂局面:“干预生活”之作;身处逆境的“地下写作”;诗学与政治、时代共名理念与个人人生感受之间的矛盾和困惑。学习本章,就要理清自“双百方针”提出以后直到文革的爆发文艺运动和文学思潮发展的轨迹,进而把握其演变的规律,汲取其经验教训,深入思考政治运动和政策的变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多么直接、多么重要。 第一节 “双百”方针前后的文艺界思想冲突(阅读教材90??97页)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国内国际背景 “双百”方针是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早酝酿于1956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1956年5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正式将这一方针公开提出。5月26日,中宣部长陆定一在由北京知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参加的会议上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对这一方针进行了权威性的阐述。陆定一的报告标志着“双百方针”的正式开始实施。 这一重大方针的提出,有着国内国际的具体历史背景。从国内来看,对阶级斗争状况的估计,对中国面临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历史性任务的理解,以及对知识分子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评价的变化,是“双百方针”提出的重要依据和条件。 就国际形势来看,50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双百方针”产生的重要背景。特别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匈牙利、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群众性事件,都对中国决策者们冲破苏联模式的立场,加快寻找中国式道路的探索,逐步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以自由讨论和独立思考来繁荣科学和文化事业,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避免因这种矛盾处理不当而产生对抗。具体到文艺领域,苏联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文艺思潮的变动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尤其是“解冻文学”思潮的兴起,一批在30年代以来受到迫害的作家被“平反”和恢复名誉,苏联第二次作代会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官僚主义、文学创作模式化和“虚假”作风的质疑,显示了苏联文坛的一种企图“复活”俄苏近、现代文学另一种曾被掩埋、被忘却的传统的努力,这也激发了中国作家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的传统的重新认识,它与国内政治形势和社会变化一起,共同构成了“双百方针”提出期间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文化背景。 二、“双百”方针的提出??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尝试 “双百方针”的提出,体现了在人民共和国的新体制下和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国家最高决策者对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一种新的尝试,它显然包含了倡导科技学术和文艺创作自由的努力,但它的表达方式却又是“含混的诗意化”的,它之所以不采用法律条文的形式来保证文艺和学术的自由,而要采取文学性的语汇来表达、采用政治宣传的方式来展开,本身就包含了政策制定者的暧昧、犹疑心态。具体有三个方面的表现(此处略,详见教科书92页)。 三、“双百”方针的成果及其原因 “双百方针”提出后,在1956年初到1957年春夏之交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创作和理论批评界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详见教科书93??95页)。 四、“百花时代”的结束 然而,到1957年夏季政治形势突然发生了逆转,“百家争鸣”突然变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家”的阶级斗争,“双百方针”竟然被曲解为“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政治斗争手段,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风暴使得“双百方针”提出后出现的繁荣局面很快结束了。在全国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55万人之多。文艺界是重灾区,一大批作家、艺术家、批评家如丁玲、冯雪峰、艾青、王蒙、陆文夫、刘绍棠、宗璞等等均在其列。从此,他们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丧失了起码的政治权利,被打入生活的底层,直到20多年后才陆续得以平反,遭到批判的作品才作为“重放的鲜花”而再次开放在中国文坛。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结束后,紧接而来的是1958年的“大跃进”及其“新民歌”运动,为“大跃进”推波助澜,完全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和特点。此后,文艺便随着政治运动的日益左倾而逐渐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历经1959年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60年代初“阶级斗争理论”的提出,批《海瑞罢官》等一系列事件之后,终于拉开了文革的序幕,使文艺界陷入灭顶之灾。其间,尽管对文艺政策作了调整,但其实际成果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