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概览.ppt

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机构（民国时期的书院） 书院的名称始于唐代,最初是官方修书校书和藏书的场所。唐代有些私人读书讲学之所，也称为书院。书院盛于宋。宋著名的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东林书院是明末影响最大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谕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 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机构（民国时期的书院） 第一,书院的组织机构比较精干,一般只设山长（或称洞主、主洞）总理其事，规模较大的书院增设副山长、助教、讲书等协助山长工作。书院的主持人多数是书院的主讲，脱离讲学的管理人员很少。 　　第二,书院是教学机关,同时又是学术研究机构 书院的主持人或讲学者多为当时的著名学者，甚至是某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每个书院往往就是某一学派教学和研究的中心或基地。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机构（民国时期的书院） 第三，书院允许不同学派共同讲学，重视学术的交流和论辩。特别是南宋以后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成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形式,不仅师生共同参加学术争辩,而且常与地方上的学术活动紧密结合，使书院成为一个地区的教育和学术活动的中心。 第四，书院讲学实行“门户开放”，一个学者可以在几个书院讲学，听讲者也不限于本院生徒，常有慕名师而远道前来者，书院热情接待，并提供各种方便。 第五，书院比较重视生徒自学，提倡独立研讨，课程也较灵活，允许各人有所侧重，发挥专长。一般都以自修、读书为主，辅以教师指导，质疑问难。成绩考核多重平时表现，不仅视其学业，尤重人品与气节的修养。 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机构（民国时期的书院） 第六，书院内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师生感情相当深厚。主讲书院的名师学识渊博，品德过人，并且献身教席，热心育人，深受学生爱戴。学生是慕名师而来，能够虚心求教，立志成人，尊重教师。因此，中国教育史上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在书院教学中体现得十分突出。 第七，书院的经费多以自筹为主，有较大的自主权，常常组织师生共同管理或监督各项开支。经费重点用于教学和学术活动,其他杂项费用所占比重甚低。 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机构（民国时期的书院） 张君劢于1935年在原清代阮元创办的学海堂基础上创办了学海书院。肯定了书院“师生问学、道德相勉”的优良传统，明确表示：办书院不是“开倒车”，不是复古，而是“在振兴民族文化，参以西学方法及其观点，以期于融合贯通之中，重建中国文化之基础。” 1939年，张君劢又创办民族文化书院，并亲任院长，其办学宗旨与学海书院基本相同，强调一要承传统书院优点，二要适应时代变换，扩大知识范围，“德智交修，诚明并进”。德行修养以立已、达人、爱国为目标，以立诚为根本；治学方法要求自勉，仰观俯察、力求正确、养成协作，博通约守；力戒门户偏见、人身攻击、随俗浮沉、抄袭他人 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机构（民国时期的书院） 1939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他批评“当今学校，不同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在书院正式开学时，他提出四目学规，“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明告学人。他所追求的“复性”，是针对引进西方教育、将学术变成获利的工具，导致人性的丧失和堕落。他认为儒家的“六艺”是人类文化的精萃，“六艺该摄一切学术”。 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机构（民国时期的书院） 梁漱溟早在1917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就有许多青年学生常慕名求教，相互切磋，以身心修养为主，自由研究探讨为主，他把论学之所取名为“勉仁斋”。1941年在重庆北碚，他正式以“勉仁”作为书院的名字，创办勉仁书院，并申明，“我们的真正动机在自己求友，又与青年为友”，强调“亲师取友”、“共处共学”，勉仁书院将传统书院中的自修为主、独立研究、自由讨论、亦师亦友、敦品励行的优良传统，同提高民族自觉，培养民族情操，增强民族气节融为一体，赋予书院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 本次授课到此结束 谢谢！ * 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机构（国立机构：北京大学国学门） 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影响似乎大于建树，下属各学会做的实在事情比较多，真正具体的国学研究，反做得不尽如人意。到国学门从事研究的研究生，人数也并不很多，1922至1927六年之间，审查合格的研究生只有46人。 重要参考书目：陈以爱女士所著《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一书(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这是一本征引资料丰富、学风严谨的著作。 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机构（国立机构：清华国学研究院）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与北大国学门的不同之处，是清华国学院的设计和建制更周详细密，更便于实施。它没有请一大堆名流、教授，导师只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