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工新出路_0.docVIP

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工新出路 　　诸如工伤、职业病、拖欠工资、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困扰农民工与政府职能部门的问题我们能说出一大堆。这些问题有的得到了基本解决，有的正在努力解决，有的仍然被忽视。 　　2016年“开胸验肺”案以农民工张海超以悲壮之举让职业病备受关注，持续不断的农民工讨薪被打事件让农民工讨薪问题把xx帮农民工讨薪的年代拉回现实。这一切告诉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和农民工问题一样，都在路上。况且，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老问题还没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新老问题交加，让农民工不能忍受被”边缘化”之痛，也让政府部门对农民工问题不敢小视。 　　从“盲流”到“农民工”，从“农民工”到“新市民”。伴随着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们称呼的改变，背后是一种人文的关怀和对农民工群体庞大力量的认识。事实告诉我们：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当代产业工人的主力军。那么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困局在哪？出路又在哪？ 　　障碍一：城乡二元体制的人为壁垒 　　农民工没有低保，农民工没有失业保险，农民工受伤之后只能哀求企业给医疗费。农民工上班时间延长了又延长，农民工干的活又脏又累又危险。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要么不让进，要么要交“赞助费”，使得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对上公办学校只能想。为什么？为什么城市里的人享有的，农民工却没有？因为城乡二元体制，换句话说，因为农民工仍然是农民。 　　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颁布，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在此前的1954年，中国公民的迁移自由已经从宪法中被取消。从这开始，中国人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 　　这一制度的设立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密不可分。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一五”时期所建立的基本是军重工业为主的国家工业体系。1956年，中国工业此时刚刚起步，由于中苏交恶，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大规模增加，基本丧失了扩大再生产能力，没有新增扩大再生产就没有新增就业，所以1959年政府不得不把进城的人向外迁移。此次的迁移对缓解当时经济危机的带来的社会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户籍制度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并且伴随户籍制度的有一套完善的具体管理制度，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从此在中国根深蒂固。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上个世纪整个60、70年代自动流动的人口几乎没有。 　　50年过去了，在户籍制度基础上构筑的“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在实际利益上的并不平等。两种户口的差别成为各种利益分配差别的的标签。各种政策的优惠，“城市户口”都要好于“农村户口”。 　　人们随之发现户口制度的背后还附加了从社会保障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几乎所有公民权益的城乡化差异。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由此也衍生了长期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市民的“一等公民”与农业人口的“二等公民”的社会地位。 　　进程务工的农民工除了能找到工作，这些工作好多事城市户口不愿、不屑于干的工作，他们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可以获得的一切福利待遇。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医疗制度对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实行双重标准。正是这样，农民工只能游离于体制之外；也正是这样，农民工问题一直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障碍二：文化水平低下的历史痛楚 　　农民工找工作只能找体力活干，农民工找工作时不知道要签合同，农民工权利被侵犯后部知道如何维权。“一个农民工是条龙，一群农民工时条虫。”这又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他们，特别是老一代农民工，很多只有小学文化，还有部分是文盲。如果说农民工维权难的问题和政府关注有关、和法律保护有关、和企业的自律有关，这固然不错。但是由文化水平低导致的维权意识差无疑是釜底之薪。 　　由于中国汉字的复杂性以及政府和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垄断，我国农村的文盲率一向很高。建国后的简化字中国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历史积累下来的高文盲率仍然是发展的阻碍。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确定推行义务教育的步骤。1988年2月5日，为了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农村地区开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诸多的文盲到附近的小学接受简单培训，学会了用颤抖的手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当有的地方为全面脱盲大摆庆功宴时，却不知道调查数据所依据的测试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