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族音乐学与中国的状态及趋势.doc

PAGE PAGE 1 当代民族音乐学 与中国的状态及趋势 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张君仁 当代的民族音乐学 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在结束了解构、反思的二十世纪，进入实验氛围更浓的二十一世纪以来，民族音乐学在当代的发展也多少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这些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多学科混合性使得学科名称的难以界定性。民族音乐学从一开始即具有跨学科或双重学科的性质。这种多学科混合的状态在当代研究中显得更加突出和明显。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各种方法都在对研究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人类学方法论依然是民族音乐学方法的根本，由此，美国民族音乐学家谢勒梅（Kay·K·Shelemay）提议使用“人类音乐学”（anthromusicology）；切斯（Guilbert Chase）曾建议用“文化音乐学”（cultural musicology）；梅里亚姆（Merriam）提出过“音乐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usic）；西格的建议则基本上接近于梅里亚姆（Anthony Seeger），他主张用“音乐的人类学”（musical anthropology）等等注 注 释： 见汤亚汀《2000年民族音乐学论坛——谢勒梅专题报告解读》，载《音乐研究》，2000年，第四期，第84页。 （2）音乐民族志写作风格的转变。受文化反思潮流以及文化批评人类学、解释人类学等新思想的影响，对音乐民族志写作风格的观念也开始发生了转变。如写作中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客观描述而加入作者的主观意识，迈尔斯（Myers）称之为‘带人情味的民族音乐志’（humane ethnomusicology）。”虽然反对个人无根据地臆造，提倡客观性、真实性，但实际上还是强调个人洞察、个人直觉、个人性格的作用、偶然性和运气，并努力评估自己对所研究课题的主观影响。 见汤亚汀《2000年民族音乐学论坛—— 见汤亚汀《2000年民族音乐学论坛——谢勒梅专题报告解读》，载《音乐研究》，2000年，第四期，第87页。 （3）强调历时性研究在民族音乐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实际上，历史对于民族音乐学并不是完全陌生的。早期的比较音乐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有着密切关系。比较音乐学的第一次认识观念的突破就和博厄斯历史学派的“文化圈”、“传播论”联系在了一起。但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受人类学文化批评学派的影响，历史研究在民族音乐学中突然变的重要起来。这是因为，在学科发展到今天的时候，领域的不断扩大和视角的不断更新，使得没有历史性观念的加盟便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就不能够全面。从学科发展来讲，截取音乐历史的一个横断面，只进行共时性研究已显的远远不够。莱斯（Timothy Rice）于1987年提出的研究模式将历时性提到了新的高度。莱斯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应该由三个重要的部分组成，即个人的创造性、历史的构成性和社会的维持性。这是对梅里亚姆研究模式的修正和发展。在梅里亚姆的模式中，他不仅忽视了个人在音乐活动中的角色及其能动性地创造，也忽视了音乐本身的历史性变化的事实，过多地将视点集中在音乐行为之上。但是在莱斯的眼里，所谓“历史的构成性”，不仅是时间中的变化，还涵括在现在的各时点中与过去的交会，以及对过去的再创造。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的加入，使民族音乐学在历来的共时性（同时代的）研究中加上了历时性（历史的）研究， [日]德丸吉彦著《民族音乐学》，王耀华、陈新凤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日]德丸吉彦著《民族音乐学》，王耀华、陈新凤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虽然民族音乐学强调历史性研究，但是，他和一般的音乐史学研究还是有所区别。一般音乐史学的研究侧重于“历史事实”本身，而且将注意力集中在所谓“大历史”的范围之内，目的在于发现社会音乐发展的规律性。而民族音乐学的历史性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研究视角不同。民族音乐学的视界不在历史事实本身，而在于事实发生的文化背景，即“事实”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发生的是“这事实”而不是“那事实”？为什么发生在此时而不是彼时等等。 其二，所关照的历史层面不同。民族音乐学的主要兴趣在于所谓“小历史”，即族群历史、区域历史、类文化历史等甚至“微历史”（micro-history） 所谓“微历史”（micro-history）是作者受当代文化批评中经常出现的“大历史 所谓“微历史”（micro-history）是作者受当代文化批评中经常出现的“大历史”、“小历史”的启发而臆造的一个词，特意用来指称相对于国家历史、民族历史等统治者的大历史以及种族历史、区域历史、类文化历史或学科历史等小历史而言的个体历史，它可以是一个人的历史，一首歌曲的历史，一件乐器的历史，甚至是一个音的历史，一个音乐术语的历史等等。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