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修养 绪论.ppt

开篇 案例 因特殊生活经历而特别关注当代中国医学问题的作家周国平先生，在一篇短文中这样写道： 现代人是越来越离不开医院了。从前，人在土地上生息，得了病大都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现在，生老病死，每一环节几乎都与医院难分难解.我们在医院里诞生，从此常常出入其中，年老时，去的更勤，最后还往往是在医院告别人世在我们的生活中，医院占据了太重要的位置。然而，医院带给我们的美好回忆 却是如此稀少。女人分娩，病人求医，老 人临终，都是生命中最弱的时刻，最需要 人的温暖。一个问题使我困惑良久：以拯 救生命为使命的善意，能成为拯救的诚意 吗？ 正是在这困惑中，我读到了已故美国 著名医生刘易斯﹒托马斯所著《最年轻的 科学--观察科学的札记》一书，真有荒漠 遇到甘泉之感。这本书里，托马斯对本世 纪中叶以来治疗技术的进步持充分的肯定 态度，但同时认为，代价是巨大的，这代 价便是医疗方式的非人化，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医生不再接触病人，也不再有工夫和兴趣同病人谈话，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复杂的机器，他们横在医生和病人之间，把两者的距离越拉越远，住院病人仿佛不再是人，而成了一个号码，在医院这个迷宫里，他们随时有迷失的危险，不知什么时候会被放在担架上推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 托马斯懂得，技术再发达，病人仍然需要医生那种给人以希望的温柔的触摸，那种无所不包的从容的长谈但他知道保留这些是一件难事，在今天唯有最好的医生才能做到。最好的医生--他正是这么说的。我敢断定，倘若他不是一个公认的医学权威，他的同行一定会对他的标准哗然了。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制定这标准的神圣感情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最陌生的东西。 在我与医院打交道的经历中，有一个现象令我非常的吃惊，便是一些年轻的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医生，显得比年长的医生更加冷漠、无所谓、不负责任。有一回，我怀孕的妻子发烧到40°C，住进我家附近的一所医院，因为青霉素过敏，那个值班的女医生便一筹莫展，入院后数小时后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征得他的同意，我通过电话向一家大医院求援，试图从那得到某种批号的青霉素，我的妻子当天上午曾在那里注射过这种批号的青霉素，已被证明 不会过敏，可是，我的联系很快被那个女医生制止了，理由竟是这会增加他们科的电话费支出，面对高烧不退的妻子和吉凶未卜的胎儿，我心急如焚，这理由竟是如此的荒唐，使我无法置信，以至说不出话来。我只好要求出院去那家离家较远的大医院，谁知这个女医生听罢，白了我一眼，就不知去向了。剩下若干同样年轻的医生，皆作壁上观，对我的焦急的请求一律不予理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这才得以办成出院手续。 记载我的丧女经历的《妞妞》一书拥有许多读者，而这些年轻的医生都不曾听说过，对此我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我感到寒心的是，虽然他们的名义上也是知识分子，我却觉得自己是面对着一群无知者。直觉告诉我，他们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读书生活的，因而我的办法用我熟悉的言语对他们说话，爱心和医德不是孤立之物，而是在深厚的人文土壤上培育出来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医生自己必须是一个人性丰满的人，他才能把 病人看作一个人而不是疾病的一个载体。 托马斯倡导并在美国率先实施了医学与 哲学双学位教育计划，中国当代著名医生郎 景和、陈可冀皆嗜书并提倡医生多读人文书 籍，正显示了他们的目光。在这方面，我们 的医学教育肯定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我只能 期望，有一天，在我们的医学院培养的医生 中，多一些有良知和教养的真正的医生，少 一些穿白大褂的蒙昧人。 2005年12月11日，齐齐哈尔籍民工王建民突然倒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他双手捂着肚子满地打滚，喊疼，不时从嘴里吐出带血的东西。同伴都贵发见状不好，忙挂“120”叫来急救车，将王建民送进了附近的北京同仁医院。可是，贫穷的都贵发连5元钱的挂号费都拿不出来，医院停止救治。无奈，都贵发只好扶着疼得直不起腰的王建民走出同仁医院。途中，两人遇到王建民的一位朋友。那位朋友带着王建民返回同仁医院，替他交了挂号费。因买不起别的药，只打了一针药价为1.8元的止痛针，随后又离开医院，回到暂时栖身的北京站候车室。 第二天中午，王建民疼得更厉害了，北京站公安段一位民警帮都贵发把王建民抬上救护车，并陪同前往同仁医院。都贵发恳求医生先治疗后筹钱。医生答复：钱送来了才能治疗。从12日中午一直到13日凌晨，王建民躺在走廊的担架上不停地喊疼、喊救命。13日晚，在同仁医院期待了19个小时的王建民死在离抢救室不到10米的男厕所门口。死前，他大口大口地吐黑血，走廊墙壁上都是血点儿。14日上午9时30分左右，王建民被送进该院太平间。 一个宝贵的生命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