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村政建设中的“制度设计”.doc

山西村政建设中的“制度设计 山西村政建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 那时凡来山西的人都要谈到山西的村政建设，山西是著名 的模范省。山西村政建设，从1917年开始，到抗战前，已 有相当成绩。今天研究区域社会史的人对于当时山西的村 政建设也颇多关注。山西村政建设的现代意义，直接与今 天中国的村民自治有关，与中国的宪政道路相关，与中国 的民主化进程相关。山西村政建设开始于1917年，到1927 年前大体完成。192 8年6月，阎锡山向国民党中央建议， 将山西村政建设的模式向全国推广，国民政府基本接受了 阎锡山的建议，在随后制定的《县组织法》中，关于乡村 自治的思路，吸收了山西村政建设的构想。①以往对于山 西村政建设的评价，多偏重于制度构想与实践之间的差异 所以评价不是很高。三十年代初，梁漱溟考察山西村政后 认为山西村政建设的实际，大体上是“盛名之下，其实难 副”，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②近年专门研究中国 地方自治和山西村政的学者，对于山西村政建设的评价， 大体还是梁漱溟的思路。至于认为山西村政建设是阎锡山 为了维持自己统治，更好控制社会而采取的一种骗人手法 ③是长期流行的政治观点，早已被学术界所放弃。倒是后 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吕振羽在二十年代末，对于山 西的村政建设有较深入的的认识，认为山西的村政“实开 吾国下层政治重心之先河”，“可备训政之楷模，而为宪政 之基础者，亦殊不少也”。④本文认为吕振羽早年对山西村 政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理解一种政治制度的实行，不能 先有政治上的成见，再来评价，以往对于阎锡山和山西村 政建设的认识，主要是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制约，所以评价 多数不合实际。观察一种政治制度的试行，先要对负责推 行这种政治制度主导者的政治理想有符合实际的理解，然 后再看这种“制度设计”是否符合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潮， 至于这种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异 不能做为判断制度和制度设计者政治理想诚意的依据。山 西村政建设中是出现过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出现，不 能作为否定那种制度试行的依据。作为一个后发的宪政国 家，“制度设计”的重要性，要超过实践过程中的曲折性。 所谓“制度设计”主要是指后发的宪政国家，在选择宪政 道路时的政治理想，也就是说“制度设计”如果是以民主 化为政治理想的，那么它的实践通常也就是有价值的。我 们应当在这个意义上来评价阎锡山和山西的村政建设。张 东荪曾认为，不能说停留在农业中的中国人对民主有不迫 切的需要。我们没有全体努力去推动它，却不能说中国人 不认识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就是乡下不识字的百姓，如果 彻底告诉他民主的道理，如何是自由，如何是平等，他必 定会明白民主比专制好。张东荪说：“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农 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有的。我个人对 于民主看法是分两种：一是把民主只认为是一个理想， 个原则。一是把它分作一种制度。制度当然是由理想而模 制的，但实际上因为情形不同，不但总和理想相差，而且 各地因环境而有不同的实现。至于理想亦不是完全凭空而 来，当然有种种因素与影响，现在不必细加讨论。”⑤罗隆 基也说过：“民元至民十六那段中国宪政历史，那固然是宪 政的失败，但那却是国家实施宪政必经的过程，倘以那段 宪政过程中之波折，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无成功可能，那 是缺乏历史的眼光。‘总统做皇帝’，法国拿破仑第三即是 前例。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品，又 何以异于‘猪仔’？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龌龊，较中国 民初有过之无不及。那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英法人倘 因那些往事，即对宪政本身怀疑，即断定英法不适宜有宪 政，英法即无今日宪政上那种成绩。婴儿学步，颠扑跌倒 甚至折股断肢，破头伤脚，此是常事，此是必经之阶段。 因婴儿颠扑跌倒，即禁其学步，且认此儿不宜于步，此 ‘少所见多所怪’之类耳。”⑥山西村政建设，从“制度设 计”的角度观察，它的核心是民主，它的基本思路是以宪 政为最后理想的。二山西村政建设是晚清地方自治背景下 发生的一场宪政实践。地方自治本是西方传来的政治制度， 它是宪政体制下必经的一个过程。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地方 自治运动中，山西村政建设是一种先有“制度设计”，然 后由上而下推行的一种地方自治模式，以村为本位，对于 以农民为主要社会成员的中国来说，作为原初的宪政训练， 以村为本、由上而下，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阎锡 山认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乃 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终非 彻底之论也。”⑦因为在此之外，作为一种宪政训练，今天 也还没有设计出比山西村政建设中更有操作性的制度，中 国农村今天普遍实行的村民自治，无论“制度设计”还是 操作实践，都远在山西村政建设的成绩之下。山西村政建 设主要依靠的是地方乡绅力量，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