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民国初年教育宗旨的嬗变——由“五育并举”到“死育并提”.doc

PAGE PAGE 5 简论民国初年教育宗旨的嬗变 ——由“五育并举”到“四育并提” 吴洪成，樊凯作者简介：吴洪成（1963 作者简介：吴洪成（1963—），男，浙江金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中国近现代史；樊 凯（1980—），男，山东泰安人，河北大学教育史专业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五育并举”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国初年“四育并提”教育宗旨的理论基础。民国初年教育宗旨的制定，体现了推翻帝制后教育观念由臣民向公民的现代转变，而其形成过程，更是当时教育思想纷争讨论的一个侧影。探讨民国初年教育宗旨的嬗变问题，不仅可以深化对我国近现代教育史的认识，而且对当代教育也有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民国初年；蔡元培；教育宗旨；五育并举；四育并提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12年1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成立了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重性，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但却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让中国人民的精神和思想得到了一定的解放，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随着清政府的倒台，新政权的成立，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文化事业也应与时俱进，以适应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政体转变的历史现实。在此关键时期，教育宗旨的制定尤为重要，它关系国家办教育的全局，而清末所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显然有悖于时代潮流，急需在探讨、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厘订。 一、教育宗旨的提出——“五育并举” 1912年1月3日，孙中山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9日又改清末学部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蔡元培荣膺这一职务，完全是因为他的极高威望，“因为他不但是老资格的革命家，还是出身翰林、留学德国、学贯中西的学者，曾任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的总理，是办学成绩斐然的著名教育家”[1]371。 蔡元培以其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的聪明才智，上任之始就阐发了对民国新教育宗旨的看法。他于1912年2月，分别在《民立报》和《教育杂志》上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同年4月又改题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在《东方杂志》上刊载。文章首次使用“教育方针”的术语，分析研究了封建专制时代的传统教育与资产阶级共和时代新教育的根本不同之处：“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有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逸政治之教育”[2]9。他批评清末教育宗旨的“忠君”与“尊孔”，“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2]16，进而提出了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在对其内涵作详尽说明的基础上，最后做了断言：“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2]14。为进一步阐述教育方针的教育学意义，力图使民国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和谐的发展，蔡元培于1912年6月发表《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提出教育应当养成健全人格为目标，即“普通教育务顺应形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3]64。 蔡元培“五育并举”教育思想的提出，既有时代背景的要求，也有他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同时汲取了西方哲学和教育学等先进理论成果的因素。 （一）时代背景的要求 中国至1840年以来，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国家灭亡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中国的前途、命运及出路，成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和思考的首要问题。蔡元培认为中国要想摆脱落后挨打，实现国家富强，应主要从文化层面、从提高国民的思想素质入手，以教育救国的途径来实现。于是，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他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旨在促进人的身心自由和谐发展，“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从而使国家富强，民族独立。 （二）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 蔡元培自幼饱读诗词文章，国学基础深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先秦诸家学说中，蔡元培受儒、墨两家的影响较大，认为它们的学说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其时学说，循历史之流委而组织之者，惟儒、墨两家”[4]518。他认为孔子的“匹夫不可夺志也”等同于自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类似于平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符合博爱的内涵。他欣赏孔子及其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称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他推崇墨家的科学精神，认为“墨子，科学家也，实利家也。其所言名数质力诸理，多合乎近世科学”[4]506。除儒、墨两家外，明清以后的戴震、黄宗羲、俞理初三人的自由思想；近代龚自珍的开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