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山师范学院大学语文课件 《汪曾祺 金岳霖先生》.ppt

汪曾祺：《金岳霖先生》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任《北京文艺》编辑，1955年调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任《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文集》（五卷本）《汪曾祺全集》（八卷本），论文集《晚翠文谈》等。《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 “搂草打兔子——捎带脚。” 关于主流与非主流的问题。这是我自己提出来的，用的是一般的习惯概念。比如蒋子龙的作品对时代发生直接的作用，一般的看法，这当然是主流。我反映四十年代生活，不可否认它有美感作用，认识作用，也有间接的教育作用。（ 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4页。） 文化的休息（滋润观）——由“水”孕育出的价值取向 《蒲桥集》的“封面题辞”言：“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作者认为人们喜欢散文小品的“原因可能是：一、生活颠簸，心情浮躁，人们需要一点安静，一点有较高文化味的休息；二、在粗俗文化的扰攘之中，想寻找一点比较精美的艺术享受。” “小品文可以使读者得到一点带有文化气息的，健康的休息。小品文为人所爱读，也许正因为悠闲。” （我的散文之所以受欢迎）这大概有很深刻、很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原因。生活的不安定是一个原因。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民亦劳止，迄汔小休’，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或者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需要”滋润”。  “滋润观”形成的原因： 1.江南文化的影响（“水”性特质） 2.对十七年时期红色颂歌散文的反拨 1.汪曾祺作品的题材 取材的随机性，这是水的“漫性”特征。 汪曾祺自称“喜欢那种如云如水，东一句西一句的，既叫人不好捉摸，又不脱离生活的意识流的散文。生活本是散散漫漫的，文章也该是散散漫漫的。”而他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稍带脚”。正是因为写散文的没有太明确的目的性，所以在取材上显得自由随便，既没有什么话一定要说，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道”要传，既不需启蒙，也不一定要言志，所以从取材到立意上完全可以摆脱杨朔散文那种以“诗心”投入生活，又富有诗意的表现生活，“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片断，迅速地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的构思模式，显得任意随心，散漫而纷杂，故里往事，乡邻街坊，四方食事，文化掌故等，这些题材，“大都是不期然而遇”。（《闹市闲民》 、《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翠湖心影》 等） 翠湖心影 有一个姑娘，牙长得好，有人问她： “姑娘，你多大了？” “十七。” “住在哪里？” “翠湖西。” “爱吃什么？” “辣子鸡。” 过了两天，姑娘摔了一跤，磕掉了门牙。有人问她： “姑娘多大了？” “十五。” “住在哪里？” “翠湖。” “爱吃什么？” “麻婆豆腐。” ——逗你一乐 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跑警报》） 另一个集中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大概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沟深约三丈，沟口有二丈多宽，沟底也宽有六七尺。这是一个很好的天然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