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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背景下商业金融支农的政策思考论文 　　【摘要】在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商业金融出于逐利目的而逐渐远离三农领域。论文以成都在农村金融领域的改革探索为例，指出商业金融在满足三农金融需求的过程中也可以实现安全性与营利性的统一。借鉴成都的改革经验，论文提出了以创新的商业模式、激励性的政策条件来促使商业金融为三农提供资金支持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商业金融;支农;城乡统筹 　　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的商业金融支农情况 　　在改革开放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上整体上采取的是体制外先行改革战略，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路径却是沿袭体制内金融体系，压制体制外金融。从1978年到1995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思路是农业银行商业化、农村信用合作化和农村民间信用规范化，希望形成以农业银行为主导、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基础、其他金融机构和融资方式为补充的多元农村金融体系，但最后实际上造成了农村金融“大失血”。 　　1996到2005年的新一轮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指导思想是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但是，由于体制内金融体系改革目标多元，存在着明显的逆向选择，而民间金融又不能获得制度内承认，合作金融则长期背离合作的基本原则，最终落得“一农难支三农”的结局。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路遵循“结构—功能—行为绩效”的思路，改革重点始终在金融机构的分分合合上。但是，作为金融体系中坚力量的商业金融机构对广大分散的农村经济主体进行融资成本很高，相对于民间借贷而言，融资的效率又比较低，商业金融机构从农村撤并网点是其走向市场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自2006年之后，政策才开始对农村金融制度体系设计进行反思，推出一系列鼓励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促进大型商业银行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合作的政策，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也开始拥有了一定的政策空间。 　　客观地说，金融改革制度设计并非对农民的金融需要视而不见，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增强金融对“三农”的服务功能，将改革重点放在完善合乎标准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这个方面，但这种政策无法解决一些基本的矛盾。例如，如何解决让资金回流农村与资金追求社会平均利润的矛盾。贷款难是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农民金融权利不能得到实现与保障的直接表现，但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却不能局限于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从宏观的角度看，应当是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良性互动;从微观的角度看，应当是农民的金融需求与农村的金融供给之间二者协调匹配;从具体的政策措施看，组织建设固然重要，但关键是要形成面向农村的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供给，并且使资本供给有效运作。资本运行必须依据价值规律，强行让资本进入低于社会平均利润水平的“三农”领域，结果或者是资本管理者缺乏积极性，资金疏于管理、形成不良资产;或者是刻意选择“三农”少数优质商业化项目，绝大多数的农村金融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同时，就金融机构的经营和竞争看，相对于不在农村设点的金融机构，强制性政策对所谓的农村金融机构也是不的，农村金融机构和城市金融机构之间的差距进而城乡金融二元性由于得到激励而不断强化，农村金融机构吸引资金、运用资金的能力不断相对弱化。 　　二、成都在农村金融领域的改革举措与经验启示 　　2007年成都被国家确立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之后，在多个领域进行了探索。在农村金融领域，成都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设立村镇银行，创新金融工具，吸引金融资本投向“三农领域”。2007年12月，成都市邛崃国民村镇银行挂牌营业，它是四川第一家由省外金融机构发起设立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是当时国内注册资本最大的村镇银行。此后，成都市陆续成立了多家村镇银行，包括大邑交银兴民村镇银行、彭州民生村镇银行、都江堰金都村镇银行、双流诚民村镇银行等，注册资本屡创新高，其发起人既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有农村商业银行，基本都定位于服务“三农”发展的区域性小型银行。 　　较之其他商业银行，村镇银行贷款审批更灵活、简便、快捷，农民申请小额贷款成功的几率相对较高，许多农民已经从村镇银行获得小额贷款来从事家庭规模养殖、经济作物栽培等农业生产项目。第一，贷款对质押要求相对更低。例如，某从事农产品流通的公司曾以大蒜为质押物，采用浮动质押方式从村镇银行获得贷款500万元，使得曾因为商业银行拒绝贷款、资金链断裂而一度陷入困境的基建项目得以完工。第二，贷款方式与期限相对灵活。例如，彭州的家具、陶瓷等行业一直与村镇银行保持较为稳定的联保业务关系，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多为小型企业，缺乏可向商业银行贷款的抵押物，而联保方式则是行业内若干小企业结成联保体，参保企业根据规模从村镇银行贷款，在规定期限及金额内随用随贷，如果一家企业违约，联保企业全额代偿银行债务，其厂房设备归为其偿债企业所有。第三